當我們說「災民」的時候到底在指誰？

by工作隊成員 俐文

　　當我們說「災民」的時候到底在指誰？這個曖昧不清的問題有兩種討論層次，一方面是實質補助制度對災民的定義不清；另一方面則是災民被各式媒體呈現的方式，以及在我們的想像中，所謂的「災民」究竟是怎樣的一群人。關於前者已有許多討論，例如現行利用戶籍定義「災區居民」的作法，落實到現實會導致各種問題：戶籍不在災區卻在災區生活幾十年的民眾，雖然同樣受災，卻無法申請補償；因為災害而在災區失業的勞工也求助無門，有些人甚至因為雇主擅自停掉勞保，不只無法看病、連失業補償都不能申請…。至於後者，雖然看似沒那麼緊急、與實際業務不那麼相關，但這些長久根植在台灣社會中的「主流災民圖像」往往變成各界看災區的判斷標準，對於災後重建要「怎麼做」有著深遠影響。

　　在救災階段，馬總統接受外國媒體採訪脫口而出「他們不肯撤離…」「他們沒有理解到…」等話，引起一陣嘩然，然而，暫且不論位居總統身份居然如此失言的個人問題，馬總統所言其實反映了社會中對災民既定想像的其中一面：將災民去理性、愚民化、貪婪化。在各災區先後進入重建階段的現在，這幾句話以不同形式、修辭借屍還魂，以相同的邏輯在不同地方出現。從前有人對我說，他覺得災民就是不理性，就算政府說這裡已不安全不能住人，「他們」也不可能搬走，就算有專業人士鑑定也只會被視為政府的走狗，「他們」不可能會相信。實際上，我們在災區看到的現象並非如此單一同質，新發村的農民伯伯對我們說，他覺得這次就是天災，政府已經盡力了，他也不想申請什麼補助，那些都留給更需要的人，他只希望能夠復育農地繼續「靠自己的力量過日子」、「只要有土地就有希望」，當然，如果農地已經不可能復育，至少給他一塊新的土地、或是請國家把土地徵收。實際上，伯伯正是以一種理性並試圖考慮他人處境的方式表達自己的需求，並將他的期望排出順位。

　　在以觀光業為主要產業的寶來村，我們也遇到業者表示有些地方的環境已太過危險，不再適合開發型觀光業，可能要轉型讓環境有一段自我修復的時間，甚至是把產業收起來不做。當然，舉出這些實例並不是要建立另一種單一同質的災民圖像，工作隊在六龜鄉的這幾天我們也看到有資源、有管道的業者找來立委共商大計，希望爭取減稅、貸款優惠，或是對來訪視的官員請求，希望用工程方式將被土石流改道的荖濃溪再堵回去，這樣他們在當地的投資才不至於血本無歸。

　　災民並不是同質的，在他們之間存在許多差異，即使在同一地區一起受災，他們能夠用來爭取權益、發聲的資源也大大不同。這是我們在災區中看到的實況，然而在災區之外，對災區的臆測與揣想往往將災民同質化，而且是選擇性以某一群人來替代全體，造成的社會性後果便是這樣的臆測直接影響各方想像重建的模式：或將全體災民去理性，當作被悲傷沖昏頭的洪水猛獸防堵；或將全體災民貪婪化，深怕被他們逮到機會予取予求。無論何種都無法真正理解不同災民的不同期望與處境，不去調查理解，而只是想像災民的無理性與貪婪，最後得出的重建計畫自然也會是陳腐而且脫離在地脈絡。

　　許多在地志工自己就是受災戶，有人在外奔走了好多天，卻因為道路還未搶通無法回家查看。在行政區劃上同屬於寶來村的蘇羅婆，因路況不好形同被隔離在寶來之外，已經一個月卻還沒水沒電，有居民每天想辦法出來幫鄰居辦補助、傳遞消息希望送發電機進蘇羅婆。大水把中正路淹的幾乎可以溯溪的那天，寶來村居民紛紛往高處躲避，建地在高處的民宿業者讓所有逃難者住進飯店，想辦法在本來只能容納三百多人的空間中安置進五百人，擔心夜裡天涼，業者還把所有棉被都拿出來，棉被沒了拿床單，最後連毛巾也都拿出來蓋。被安置到飯店的人也各自分工彼此協助，有人料理三餐，有人提供油料讓開怪手的人搶通對外道路求援。

　　一場災難可能撕裂在地的鄰里感情，卻也可能激起彼此同在一條船上的合作精神，然而在災區之外，對災民想像的另一個側面卻是將他們去能力化，好像災民面對災難毫無應變能力、不具有生活技能、甚至無法規劃未來願景，只能被動淒苦地等待外來力量的「專業」協助。在救災階段災區當然需要第一時間的即時救助，然而到了重建階段同樣的作法可能造成災區無法承受的負擔。甲仙鄉本有在地長久經營的愛鄉協進會、社區發展協會等組織，對在地的了解勢必比外來力量更為深刻。災後慈濟與鴻海聯手打造永久屋，希望用外界的強勢力量幫助災區重建，利益固然良善，然而這急如星火的步調似乎繞過了這些在地耕耘已久的組織。在救災階段空投物資是因為對外道路受阻，必須解災區的燃眉之急；然而到了重建階段，這些規劃遠景是否也可以用「空投」方式？無論在地的脈絡、資源、居民的期待與想法為何，都這樣大量生產一體適用？在我們離開六龜的那天，六龜志工團的白板上寫了滿滿一面關於六龜未來的願景，這是在地志工、前來關心的居民、公所人員、外來志工在不斷交換資訊、聊天的過程中慢慢沈積出來，由在地志工紀錄在白板上，包含對硬體設備的建議、未來產業的看法、社區營造的可能方向、無限通訊網絡的設置…等，是希望讓六龜變得更好，而不是只恢復災前的狀況。在地災民並不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受難者，將他們去能力化的往往是外界對他們的想像，這往往造成具有強烈濟世情懷力量的進駐，對災區重建究竟是福是禍，值得我們再三考慮。

　　在災區之外當我們想到「災民」，腦中出現的或許是愁苦哀傷又無助的臉龐、或許是那些找來媒體、立委請願，聲稱自己的發言足以代表全體村民的身影。然而真的走一趟災區便會發現事實並非那麼單一同質。當我們說「災民」的時候到底在指誰？是誰擁有管道發聲？誰特別貪婪？誰十分無助？誰在第一時間就組織起來自救？誰提供自己的產業救助同為災民的街坊？誰囤積貨物？誰嫉妒拿到更多補助的鄰居？誰因為怕被說閒話不敢申請補償？誰打到空號電話？誰不識字沒辦法填表格？誰對公所的公務員摔電話？誰說我可以代表全體災民的利益？誰說我要讓河流改道？誰說我不願離開家園？誰說重建應該是與環境永續經營？如果政府、民間力量以及我們所有人依舊用單面、刻板的方式來想像災民，那麼，「他們無法理解…」或「閃開！讓專業的來」的鬼魂便會永遠縈繞在所有災區的上方，為重建之路投下深重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