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工作隊成員 彥碩
媒體連日來報導「莫拉克風災重創高雄縣」，而當工作隊親臨六龜鄉，目睹沿途路斷橋毀、土石崩塌的震撼景象，那種真實的心理衝擊，就像是許多災民在家園受創後，腦海中出現的一片空白。作為一種日常生活的斷裂，災難剝奪了人思考和感受的能力，就像訪調時一位災民所說的，「災嘎嘸知人」，除了明確可識的物質損害和無以名狀的心理痛苦，關於未來，關於重建的種種構想，尚來不及好好思量。當習以為常的事物面目全非，天災的混亂又加上人事的混亂，我們更需要先了解在地的需求，適切調整重建的方針和步調，沈靜而細膩地思考災後種種環境、社會與心理問題及對策。
時間遠比想像中急切，現象遠比想像中複雜，工作隊在六龜的七天行程涵蓋了六龜、新發、寶來等地，每到一個新地方，就遇到一批不一樣的災民，從他們的各種想法中逐漸拼湊出六龜整體的受災圖像：一方面試圖理解不同地區的受災狀況和重建構想，建構出差異的「災後重建地理學」，一方面也暗中觀察佔據不同資源位置的災民在重建工作中如何組織動員，釐清所謂「災後組織動力學」。除此之外，在傾聽災難經驗、記錄災難敘事的過程中，越發覺有一個更根本的關於受災人群分類與相互之間關係，以及災後的意義治理與分配正義的問題。
六龜鄉的災後重建工作並非均質的在推展。當鄉公所還困在瑣碎的行政事務，致使重建效率低落，地方有力人士已經透過私人網絡，完成了災後重建的方案選擇與利益分配。寶來溫泉業者已開始協調當地居民意見，自主組織重建委員會爭取權益，反觀新發的受災農民依然目光憂悒，以勢單力薄的個人力量請求公部門救助，卻只能不斷碰釘子。至於災後重建的意見，農業為主的新發村，多數人傾向原狀復舊，給農民一個至少能維持生計的最低標準，而寶來溫泉業者卻是希望藉此災難的機會積極發言，要求政府儘速完成河堤興建與經營就地合法的承諾。而一些依賴溫泉業者維生的員工，面臨災後失業的困境，竟因資格不符還被排除在許多公部門補助申請的範圍之外，成為失去聲音的一群。
即使災區已經從救災、安置到步入重建階段，多方資源、多方勢力所共同造成的一團混亂的後果，仍舊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從農作物被淹，土地被流走，房舍被沖毀，到人被遷離，生活被迫停擺，產業被迫中斷，工作隊七天下來最深刻的體認，就是一切事物都在，卻都不在「應該」在的地方。當然，所謂的「應該」或許也是有待商榷的課題，重建之路應該要回歸過去還是開創新局，應該放任不適合的體制持續再生產，還是暢通訊息交流和深化在地參與的可能性，都考驗著地方的智慧：作為極具潛力和魅力的號召，重建究竟是對六龜未來願景的道德擘畫，抑或進一步白熱化各種相關利益、目的與想像的權力工具？換個說法，是否有可能在災難的實然和重建的應然之間取得社會正義而非恐怖平衡？
就災損補償而言，中央政府倉促訂定的重建條例與補助辦法，在面對實際受災狀況時，往往不符合災民需求，反而成為申請補助的障礙。例如，以戶籍來認定災民的標準，無法照顧到部分未設籍人口或隱性親密關係在災區居住與工作的事實；此外，補助偏重房損和農損，反映出對六龜生活與產業的僵化想像，無法涵蓋像是住商、工農混合使用的營業損失。
就組織動員而言，外來的慈善團體秉持人道精神，協同掌握知識的專家進入災區，試圖為重建提供選項和資助，卻需要得到在地居民的認同才能順利協助；反觀災民與在地志工自發性的即時動員，有效的回應了多變的災後重建情境，發揮在地知識與實作的力量，展現出有別於公部門綁手綁腳的自主魄力。
無論就應然或實然層次來說，我們看到的都是在地力量動得比政府更快也更好。災難發生將屆一個月，當政府高層大聲疾呼要從救災階段轉型成重建階段，我們希望有更實際的作為和更細緻的思考，而不只是信心喊話或者表態大會。從災難經驗中，在地力量已經發展出一套建立於既有動員網絡上的熟練協作模式，這並非高層空降資源和方案所能替代。只是，在這兩者之間，我們渴望看到有一中介機制，連結、彙整政府資源與民間經驗，以確保「社會正義」的落實。工作隊的最後一天，我們看到在地志工在白板上留下許多字句，記著許多從當地居民、志工、地方知識份子蒐集而來的六龜願景，讀著讀著，希望能夠幫助我們更接近重建的正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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