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外地」農人：戶籍限制、求助無門
李先生大約五十多歲，長著一張開朗黝黑的臉，輪廓很深，令人印象深刻，而且非常愛講故事。即使是在進行關於水災損失的調查，他也忍不住向我們細數諸般隨水流的芒果、筍乾、魚、羊、雞當初農作的來歷。而幾頭羊漂了，幾頭意外跑回來，怎樣挖魚塭，流掉多少魚，他一樣樣記得清楚，扳指數給我們聽，還不忘自我排遣講兩三個笑話，時而又插進八月八號當天逃過大水的驚險故事，眉頭時緊時鬆，既愁又笑。李先生最愁的是他的戶籍不是本地人，即使在這塊祖傳地上農作了五年，水災過後迄今沒有領到半點政府補助，大水沖走了他整塊農地與住處，也不知道如何申報損失，就連兩三週來駐在村辦公室的義工也不知如何是好。他拿出兩張對折又對折的紙，告訴我們一張是村長發的受災證明，另一張是居住證明，證明他的確住在這裡，「可是辦了也不知道能作什麼，我不是本地人，也不知道用在哪裡。」「很多都是規定戶籍要在這裡的，我們也不清楚，也不敢去要，就怕為難辦事的人，要我們不該要的，也怕被人說閒話。」
李先生雖然戶籍不在新發，可是卻是道地的新發人。他的田地是幾代的祖產，由三個兄弟均分，連我們從六龜前來新發的新闢道路，有一部份還是從他的祖產地上開過的。他年輕時到岡山打拚，在那裡結婚生子，也遷了戶籍，五年前回到新發操起農業，對他並不陌生。他說「我本來就是要做農，我就覺得自己是農人」，耕起祖產地以後，作得有聲有色，與員工楊阿姨只兩人卻能多樣經營，既種芒果、還養魚、火雞、羊，最後收附近筍農的竹筍來加工，作了一個小小加工廠。他很得意的說，「我們作的筍乾品質很好，都能批到台北去賣，最近正是筍子的季節，在大水來之前，我們都還在作筍乾，有好幾桶總共幾百斤。」但說著說著也黯然下來，「幾百斤都沖了了，大小封口機一台也要幾千塊，也不知道能不能要回來一點。」
楊阿姨的狀況更艱難。她戶口也在岡山，隻身前來新發，受雇於李先生，也是孤家寡人一個。大水一夕間沖走了她所有家當。她不是本地人，講起話來怯生生的，古意得連受災損失都不敢去申請，更何況是居住證明。她說：「那些申請都要看戶籍的，我也不曉得開證明要作什麼，李先生叫我去申請看看，我才敢去。」她領不到賠償，卻也不願意離開：「如果田地可以重整，還是希望幫李先生忙，不要這樣就走了，而且附近筍農的帳都是我在記，也要結清楚，跑回來的那些羊跟火雞，也要有人來照顧。既然養了，就是我們的責任。」她不到安置所，而是住在新發當地大善人暫時租下的民宿，天天走四十分鐘的路到砂石滿布、幾近河床的田中，餵食水災後還倖存的牲畜：「把小羊圈在沖壞的貨車裡，有兩隻跑回來的狗會幫我們看著。狗很聰明，你叫他不可以跟你走，要守著田，可是他會趁你沒在看的時候偷偷跟在後面，這時候就要罵他，叫他回去，他聽得懂。」
志工隊試圖打電話，釐清災民身份的定義，詢求是否可以幫兩位申請任何災後賠償，卻幾乎得不到一個確定的答案。縣社會局的人直言：「關於災民標準的規定，我們這裡是沒有，有的話我也很想知道。」鄉或其他部門如健保局則是一個套套邏輯：「有申請到淹水、死亡、安遷補償的就是災民。」打開一整張行政院新聞局發佈，寫滿了各式災後補助項目的白報紙，洋洋灑灑十來項，一通通電話詢問，竟無一條確定可申請的項目。兩位中年農人財產全數隨滾滾洪流而走，只餘各提一個塑膠袋，穿打理乾淨的捐贈衣服，袋裡只有幾張反覆折過的文件以及新辦的身份證，除此之外一無所有。即使如此，楊阿姨還是說：「希望能一天天整理田地，只是怕兩個月以後，不曉得能去住在哪裡。」志工們與公部門電話纏鬥許久，幾乎要拍桌生氣，李先生原本表情愁苦，見狀卻笑得樂呵呵，反過來安慰志工：「無要緊，申請不到就算了。」但是問他接下來如何，他也只能笑笑的回答：「走一步算一步，無論如何，還是想做農。」兩位外地農人孑然一身，生活面臨即時困難，又得不到任何資源，志工隊最後只能替他們洽詢進駐當地的民間宗教團體，尋求民間機構的彈性支援，以稍解這兩位無助失地農民的的燃眉之急。
兩個飯店廚工：八八專案，失去工作
在寶來，工作隊又遇到兩位目前失去工作外地廚工，正在當地的國小幫忙清掃。兩位大哥大姐原本在鄰近的溫泉飯店工作，水災之後道路中斷，飯店也暫時歇業，兩人整月沒有拿到薪水，頓時生活陷入困境，卻又不敢離開。因為戶籍不在本地，即使財產也蒙受損失，兩人災後卻與補助賠償絕緣，失業也無法申請賑災專案的工作。志工隊問到最需要什麼幫助，胖胖樣子很和善的大姐，含著笑沒講話，看來粗豪的大哥毛巾擦臉，喝完涼水，半調侃地說：「最煩惱的當然是錢了啦，沒有工作，政府的錢也一毛都沒拿到，只有前幾天一個善人來發錢，才拿到了一千塊。」大姐這才笑瞇瞇地回嘴說：「你還有拿到一千塊，我都沒聽到廣播，我都沒有。」生計沒了，卻也不敢離開，一方面是怕到高雄市也找不到工作，生活開銷卻變得更大，另一方面卻還記著老闆娘允諾他們會發放上個月的工資，飯店復業後也會請他們回去。然而老闆尚未出面，允諾還沒實現，兩個人只好跟了當地樂於助人的鄰長女兒，一批人在小學裡清掃打零工，酬勞很微薄，只堪暫時吃口飯而已。
正在打掃校園的大哥大姐關於工作的煩惱，還不只一樁。雖然老闆娘答應要找他們回去，中間卻還卡著八八賑災專案作絆腳石。大哥大姐在家鄉保的是農保，不是勞保，到寶來以後也沒換保險，因為農保繳的費用比較少，老闆也樂得不換成勞保。哪知道原本相安無事的想法，水災後卻因為八八專案出了問題：老闆向政府努力爭取用八八專案聘僱人員，然而八八專案卻限制一要有勞保，二是當地人優先。既沒勞保，又不是當地戶口的大哥大姐，一下子居於劣勢，再比不上當地的災民了。而且老闆現在也沒生意作，政府如果要用八八專案補助，不可能不用，這下子老闆還會再找大哥大姐回去嗎？他們笑嘻嘻的說得輕鬆，卻也不敢肯定，只記掛著老闆娘的承諾，不行的話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需要給以戶籍為主的災後補助制度一些彈性
在六龜鄉，我們遇到了李先生、楊阿姨、和兩位廚工大哥大姐。災難就像是顯影劑，把災前的結構問題更尖銳地突顯出來。災區的外地人並不算少，但還留在「災區」的「外地人」往往是弱勢而無法選擇出走，只能固著於當地的一群人。儘管我們不能否認會有些災難老鼠會趁虛揩油，明確的災民身份認定確有其必要，但以戶籍制度為主，缺乏彈性的災後補助制度，卻會使已然弱勢的一群「災區外地人」受到二度傷害。
以戶籍為主的災後補助制度，需要一些彈性機制，例如在地的村長所發的居住證明等。但即使有這些證明，目前我們在一團亂的災後補助系統中，也無法確知這樣的彈性證明能有什麼幫助。如果這些證明文件沒有被明確納入各種法規、命令，在面對申請補助路途上的諸般行政關卡中，也就只是一張紙而已。第一線的村長看到這些外地災民的需求，知道必須給予這種行政彈性，卻未必能夠被承認。公部門有其嚴謹的部門分工、責任歸屬，令其給予便宜行事是不可行的，唯有把這種彈性建置進災後補助的制度中，並且給予適當的監督，才能夠解決這些弱勢外地災民的燃眉之急、應付災區諸般當下行政法規未能料想到的意外狀況，也為災區留住外來人口的重建活力。法規是死的，而僵硬的制度，扼殺的將是弱勢的活人。
另一方面，在災後重建的各項制度上，也必須注意到各種社會效應，莫令災後重建的資源添於優勢並欺壓弱勢。例如八八賑災專案是否應給予業者作為重建補貼，儘管這種作法對災區經濟重建立意良善，但卻必須考慮到其所產生的排擠效應。弱勢者往往難以為自己發聲，而對非當地戶籍卻亦以辛勤工作滋養地方的勞動者而言，莫讓我們對其視而不見，讓他們獨自背負行政劣勢與經濟劣勢的雙重社會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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