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發生-自力救濟的災民

by工作隊成員 佳穎

新開村

新開-備受刁難的災民
在新開，我們遇見曾在飛鷹救難隊服務的吳大哥。說起災難發生時，他說真的想起來就有氣。當時新開災區與外界處在完全斷連的狀態，所有人都不知道在新開有32個人被活埋，急需要支援，吳大哥為了請求支援，在災害發生後他從新開徒步五小時到六龜派出所報案。他回憶當時的情景，氣憤的說，當他抵達警局說要報案時，當時的警員居然都圍過來試圖阻止他報案。而當他轉要請求申請直昇機支援時，警員居然又刁難他說：「要直昇機，你要給我降落地點的經緯度！」吳大哥說還好他以前學過航海，知道這些東西，馬上把位置報告得清清楚楚，結果警員當場啞口無言。在與警員交涉了一陣子之後，分局長就來了，吳大哥說他嘗試與分局長溝通，希望他至少可以先派個警察到新開去瞭解一下狀況，但令他不敢置信的是，當時分局長竟然回他說：「死32個人算什麼…你去找記者嘛，你就讓媒體救災啊！」

當下，吳大哥氣到不報案，回到新開後他爬到較高的山上，打電話到地下電台告知新開災情。經過電台的強力播送，隔天由一位名叫小卡的女生所領軍的吉普車隊就進到六龜，接著記者也來了。分局長發現事情鬧大以後居然又回來拜託吳大哥放過他。這一切讓吳大哥非常的氣憤，而我們也聽到不敢置信！為什麼一個公家機關，所謂的「人民保母」在面對災難時會是這樣的態度？ 沒有人力支援是可以理解，但在面對災民，怎麼會是用這樣的態度在處理？ 當媒體上在大肆討論政府救災不力、總統未即時下達緊急命令時，卻怎麼也想不到在第一線面對災難的基層單位，是這樣在做應變處理。在吳大哥的敘述中，警局的角色在此次急難救助的過程中像是扮演絆腳石一般，不但對救災沒有幫助，反而延遲了災情回報、延誤了救災時間。

同樣的分局，類似的經驗也在新發村龍樺山莊的阿文身上發生。阿文身為山莊的員工，在災難發生的第二天，阿文趁山區雨勢漸緩時，帶著山莊裡幾個受困的遊客徒步前進到六龜鄉公所。抵達後，阿文馬上到警局想備案並申請援助，但也是遭到駐守員警拒絕，「他們連一個卒仔（台語）都不願意派進來！真的是垃圾分局！」阿文生氣的說，他覺得警局的處理態度好像新發村就不是六龜鄉的一部分。

這樣的情況讓訪問的我們感到震驚與訝異，第一是驚訝於在第一線面對災難的地方分局居然是用置之不理的態度在處理災民的請求，這點似乎暴露了基層政府單位在面對急難處理時的應變能力不足，而同時這樣拒絕報案的心態更是令人可議。如果基層的政府單位是這樣在運作，那就算整個國家有多麼完備的急難應變系統、總統是多麼早就發布緊急命令、召開國安會議，這些種種都會因為上令不能下達或是上層單位會因資訊的阻礙而無法做出正確的決策，進而導致延誤救災時間與速度。

第二點是關於地下電台在此次災難中所扮演的角色，吳大哥在面對警局的拒絕後，逕自到山上打電話至地下電台求助才讓新開災情曝光，也同時讓外界的救援注意到災情較晚傳出的六龜地區，此時地下電台的必要性，或說一些非正式管道的通聯，凸顯正規法定的通報程序或系統在這些邊陲地區根本無法依法行政，因為法並沒有想像這些人的生活方式或是他們當下所面對的狀況，如果沒有非法的地下電台溝通，合法的救難系統在急難發生時根本缺乏功能甚至是癱瘓，或者是根本就沒有建置到這些邊陲地區。在這樣的狀況下，當社會輿論不斷的討論所謂「媒體救災」時，應該更要去思考的是，若是正規的通報管道是可行的，為何一些災區需要透過此種方式將消息傳出？

災區關於輕重緩急的那些難題

by工作隊成員 蔣昕

我們在到達六龜的第一天，參與了一個由法鼓山與鄉公所共同舉辦的重建總體營造座談會，會中法鼓山對重建的態度顯得細水長流，認為重建這事要經過審慎的評估，以永續發展的社區總體營造為目標。在這場會議中，無論是法鼓山團隊或是其他與會人士均提到應尊重災民，期許兼具心靈與硬體層次的重建，最後期許我們的訪調工作隊能審慎處理問卷內的議題，在問卷中關注各式問題以免重覆訪談，造成對民眾的打擾。

然而，工作隊在六龜志工團獲得了「儘速調查災民需求」的任務：我們應該快速修正訪談問卷並且地毯式的向居民做調查，以獲得關於災區需求的量化數據。我們的調查內容事關災民迫切的需求，刻不容緩。

訪調工作的進行，卻面臨行動速度的問題，我們到底該快一點還是慢一點？

回想到前往災區之前看到對於政府行動速度的評論，往往認為馬政府救災慢（該快不快）、重建快（該緩不緩），顛三倒四。重建應該要緩是因為該考量的議題很多：地質、文化、社區等，必須在災後一段時間，災民穩定下來後才能好好的討論，而不是為了儘快度過安置期就立刻決定永久的去處。

親自到了災區，才發現快一點或是慢一點這個問題在很多細節上並非那麼簡單。為了提供公部門關於損失狀況的確切數據，必須對居民展開訪問調查；災區的農業損失、房屋損失，災後至今仍未統計完成，需要有人來做這件事。中央向地方要求確切損失狀況的數據，以提供符合需求的資源投注，卻沒有考慮到地方政府的人力不足，遲遲無法取得資料，而資源也就停滯不前，沒有分配到真正需要的地方。

正因為如此，訪問調查的工作很急。但另一方面，擔憂關於各種主題的問卷一次次進入災區，對災民正是一次次的傷害。災民被訪談三次、四次、五次，對著不同的、陌生的臉孔訴說著同樣的悲傷，卻也在重複體驗悲傷。我們不想要擾民，但我們知道，慈善團體為了提供即時幫助、發放善款，會針對需求進行訪問；關注文化、經濟、地質的公部門為了調查地方狀況，各自也會有各自的調查；而我們為了提供申請補助的協助，又問了一次。

在公部門的調查還沒有動起來的當下，我們該如何避免訪調擾民？調查是為了知道災民迫切的需求，並設法提供緊急協助，但對於「完善的」問卷的想像，卻阻礙了調查的速度。工作隊能做的有限，只能從緊急協助的角度看這件事，儘快了解居民的需求；而自製問卷對公部門來說也不具公信力，資料勢必無法共享。進一步來看，公部門的位置、高度，比較適合協調各式訪談、調查，以一次接觸完成所有資料的蒐集。

在六龜，我們看到許多居民因風災影響了日常生活，可能是平日的工作遭受風災打亂需要迫切的經濟援助；也或許因路斷而影響原先地方經濟的體系。社區重新回到日常生活的正軌還需要一些時間，但維持生計這件事，卻令人著急。在六龜，在目前這個介於救災與重建之間的時期，我們看見快與慢的複雜性。

　

以戶籍為主的災民身份認定需要彈性

by工作隊成員 佩君

兩位「外地」農人：戶籍限制、求助無門

　　李先生大約五十多歲，長著一張開朗黝黑的臉，輪廓很深，令人印象深刻，而且非常愛講故事。即使是在進行關於水災損失的調查，他也忍不住向我們細數諸般隨水流的芒果、筍乾、魚、羊、雞當初農作的來歷。而幾頭羊漂了，幾頭意外跑回來，怎樣挖魚塭，流掉多少魚，他一樣樣記得清楚，扳指數給我們聽，還不忘自我排遣講兩三個笑話，時而又插進八月八號當天逃過大水的驚險故事，眉頭時緊時鬆，既愁又笑。李先生最愁的是他的戶籍不是本地人，即使在這塊祖傳地上農作了五年，水災過後迄今沒有領到半點政府補助，大水沖走了他整塊農地與住處，也不知道如何申報損失，就連兩三週來駐在村辦公室的義工也不知如何是好。他拿出兩張對折又對折的紙，告訴我們一張是村長發的受災證明，另一張是居住證明，證明他的確住在這裡，「可是辦了也不知道能作什麼，我不是本地人，也不知道用在哪裡。」「很多都是規定戶籍要在這裡的，我們也不清楚，也不敢去要，就怕為難辦事的人，要我們不該要的，也怕被人說閒話。」

　　李先生雖然戶籍不在新發，可是卻是道地的新發人。他的田地是幾代的祖產，由三個兄弟均分，連我們從六龜前來新發的新闢道路，有一部份還是從他的祖產地上開過的。他年輕時到岡山打拚，在那裡結婚生子，也遷了戶籍，五年前回到新發操起農業，對他並不陌生。他說「我本來就是要做農，我就覺得自己是農人」，耕起祖產地以後，作得有聲有色，與員工楊阿姨只兩人卻能多樣經營，既種芒果、還養魚、火雞、羊，最後收附近筍農的竹筍來加工，作了一個小小加工廠。他很得意的說，「我們作的筍乾品質很好，都能批到台北去賣，最近正是筍子的季節，在大水來之前，我們都還在作筍乾，有好幾桶總共幾百斤。」但說著說著也黯然下來，「幾百斤都沖了了，大小封口機一台也要幾千塊，也不知道能不能要回來一點。」

　　 楊阿姨的狀況更艱難。她戶口也在岡山，隻身前來新發，受雇於李先生，也是孤家寡人一個。大水一夕間沖走了她所有家當。她不是本地人，講起話來怯生生的，古意得連受災損失都不敢去申請，更何況是居住證明。她說：「那些申請都要看戶籍的，我也不曉得開證明要作什麼，李先生叫我去申請看看，我才敢去。」她領不到賠償，卻也不願意離開：「如果田地可以重整，還是希望幫李先生忙，不要這樣就走了，而且附近筍農的帳都是我在記，也要結清楚，跑回來的那些羊跟火雞，也要有人來照顧。既然養了，就是我們的責任。」她不到安置所，而是住在新發當地大善人暫時租下的民宿，天天走四十分鐘的路到砂石滿布、幾近河床的田中，餵食水災後還倖存的牲畜：「把小羊圈在沖壞的貨車裡，有兩隻跑回來的狗會幫我們看著。狗很聰明，你叫他不可以跟你走，要守著田，可是他會趁你沒在看的時候偷偷跟在後面，這時候就要罵他，叫他回去，他聽得懂。」

　　 志工隊試圖打電話，釐清災民身份的定義，詢求是否可以幫兩位申請任何災後賠償，卻幾乎得不到一個確定的答案。縣社會局的人直言：「關於災民標準的規定，我們這裡是沒有，有的話我也很想知道。」鄉或其他部門如健保局則是一個套套邏輯：「有申請到淹水、死亡、安遷補償的就是災民。」打開一整張行政院新聞局發佈，寫滿了各式災後補助項目的白報紙，洋洋灑灑十來項，一通通電話詢問，竟無一條確定可申請的項目。兩位中年農人財產全數隨滾滾洪流而走，只餘各提一個塑膠袋，穿打理乾淨的捐贈衣服，袋裡只有幾張反覆折過的文件以及新辦的身份證，除此之外一無所有。即使如此，楊阿姨還是說：「希望能一天天整理田地，只是怕兩個月以後，不曉得能去住在哪裡。」志工們與公部門電話纏鬥許久，幾乎要拍桌生氣，李先生原本表情愁苦，見狀卻笑得樂呵呵，反過來安慰志工：「無要緊，申請不到就算了。」但是問他接下來如何，他也只能笑笑的回答：「走一步算一步，無論如何，還是想做農。」兩位外地農人孑然一身，生活面臨即時困難，又得不到任何資源，志工隊最後只能替他們洽詢進駐當地的民間宗教團體，尋求民間機構的彈性支援，以稍解這兩位無助失地農民的的燃眉之急。

兩個飯店廚工：八八專案，失去工作

　　在寶來，工作隊又遇到兩位目前失去工作外地廚工，正在當地的國小幫忙清掃。兩位大哥大姐原本在鄰近的溫泉飯店工作，水災之後道路中斷，飯店也暫時歇業，兩人整月沒有拿到薪水，頓時生活陷入困境，卻又不敢離開。因為戶籍不在本地，即使財產也蒙受損失，兩人災後卻與補助賠償絕緣，失業也無法申請賑災專案的工作。志工隊問到最需要什麼幫助，胖胖樣子很和善的大姐，含著笑沒講話，看來粗豪的大哥毛巾擦臉，喝完涼水，半調侃地說：「最煩惱的當然是錢了啦，沒有工作，政府的錢也一毛都沒拿到，只有前幾天一個善人來發錢，才拿到了一千塊。」大姐這才笑瞇瞇地回嘴說：「你還有拿到一千塊，我都沒聽到廣播，我都沒有。」生計沒了，卻也不敢離開，一方面是怕到高雄市也找不到工作，生活開銷卻變得更大，另一方面卻還記著老闆娘允諾他們會發放上個月的工資，飯店復業後也會請他們回去。然而老闆尚未出面，允諾還沒實現，兩個人只好跟了當地樂於助人的鄰長女兒，一批人在小學裡清掃打零工，酬勞很微薄，只堪暫時吃口飯而已。

正在打掃校園的大哥大姐

　　 關於工作的煩惱，還不只一樁。雖然老闆娘答應要找他們回去，中間卻還卡著八八賑災專案作絆腳石。大哥大姐在家鄉保的是農保，不是勞保，到寶來以後也沒換保險，因為農保繳的費用比較少，老闆也樂得不換成勞保。哪知道原本相安無事的想法，水災後卻因為八八專案出了問題：老闆向政府努力爭取用八八專案聘僱人員，然而八八專案卻限制一要有勞保，二是當地人優先。既沒勞保，又不是當地戶口的大哥大姐，一下子居於劣勢，再比不上當地的災民了。而且老闆現在也沒生意作，政府如果要用八八專案補助，不可能不用，這下子老闆還會再找大哥大姐回去嗎？他們笑嘻嘻的說得輕鬆，卻也不敢肯定，只記掛著老闆娘的承諾，不行的話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需要給以戶籍為主的災後補助制度一些彈性

　　在六龜鄉，我們遇到了李先生、楊阿姨、和兩位廚工大哥大姐。災難就像是顯影劑，把災前的結構問題更尖銳地突顯出來。災區的外地人並不算少，但還留在「災區」的「外地人」往往是弱勢而無法選擇出走，只能固著於當地的一群人。儘管我們不能否認會有些災難老鼠會趁虛揩油，明確的災民身份認定確有其必要，但以戶籍制度為主，缺乏彈性的災後補助制度，卻會使已然弱勢的一群「災區外地人」受到二度傷害。

　　以戶籍為主的災後補助制度，需要一些彈性機制，例如在地的村長所發的居住證明等。但即使有這些證明，目前我們在一團亂的災後補助系統中，也無法確知這樣的彈性證明能有什麼幫助。如果這些證明文件沒有被明確納入各種法規、命令，在面對申請補助路途上的諸般行政關卡中，也就只是一張紙而已。第一線的村長看到這些外地災民的需求，知道必須給予這種行政彈性，卻未必能夠被承認。公部門有其嚴謹的部門分工、責任歸屬，令其給予便宜行事是不可行的，唯有把這種彈性建置進災後補助的制度中，並且給予適當的監督，才能夠解決這些弱勢外地災民的燃眉之急、應付災區諸般當下行政法規未能料想到的意外狀況，也為災區留住外來人口的重建活力。法規是死的，而僵硬的制度，扼殺的將是弱勢的活人。

　　 另一方面，在災後重建的各項制度上，也必須注意到各種社會效應，莫令災後重建的資源添於優勢並欺壓弱勢。例如八八賑災專案是否應給予業者作為重建補貼，儘管這種作法對災區經濟重建立意良善，但卻必須考慮到其所產生的排擠效應。弱勢者往往難以為自己發聲，而對非當地戶籍卻亦以辛勤工作滋養地方的勞動者而言，莫讓我們對其視而不見，讓他們獨自背負行政劣勢與經濟劣勢的雙重社會苦果。
　　

災難發生：水來了！土石流來了！

by工作隊成員　佳穎

寶來街上一景

寶來街上不斷響起的喇叭聲
　　「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山上有個堰塞湖，都是聽收音機才知道有一個湖在山上，聽說有7個足球場那麼大…」在寶來國小遇到的阿姨這麼說著，當時位於六龜的寶來村電力、通訊中斷，所有的資訊只能靠著收音機，在堰塞湖潰提之前，大家什麼都不知道，也不知道這次災難會那麼嚴重。「那時候有人說山上的湖崩了，可是街上的人都不知道啊！水就突然來了，你知道那個水不是慢慢淹上來的，是用沖的！人站都站不住！然後那時候街上就有人怕大家還待在家裡，就沿著街道按著喇叭，一直按一直按…」一旁的大哥描述著當時混亂的情景，一旁的阿伯還說：「那時候還在想怎麼有人一直再按喇叭，沒想到水一下子就沖來，什麼也來不及準備就要跑了」那時的寶來街道上一片漆黑，村民說那黑黑的路上只見遠方有車燈一直朝著這裡來，可是後來才發現不對勁，為什麼車燈會上下晃動，等接近了才發現是大水把車、泛舟用的船都沖過來了。 寶來的村民們，就在一片混亂中，開始了他們口中的大逃難。一個阿姨說那時候不知道水會淹得多高，一開始大家跑到寶來國中的頂樓想等待救援，後來有人說那不夠高，又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就這樣東跑西跑，最後五六百人在幾個業者與前觀光協會理事長的帶領下，逃到了位在山丘上的寶來山莊。憶起那段逃難過程，接受訪談的阿姨說那時真的是跑到腿軟，當時她跑到寶來一號橋邊時，差點被積在橋旁的泛舟船給絆倒，熊熊（台語）就要跌入河裡。這段驚險的逃難過程在我們聽來是心驚膽跳，但在寶來國小遇到的叔叔阿姨們卻都笑笑鬧鬧的講述著這段過程，一旁的叔叔說：「若是我們不這樣開玩笑，真的會鬱卒死（台語）！」

寶來國小的阿伯

　　後來在居民逃到山丘上的寶來山莊後，阿姨回想當時的情境直說不可思議，原本只能容納一百多人的山莊，居然同時住了五六百人，而山莊的老闆還非常慷慨的免費提供災民臨時的收容，甚至將冰箱裡的食物全部拿出來分享給大家。說到這裡一旁的阿伯還複述說：「對啊，可是老闆說什麼都可以自己拿，就是酒不行！」說到這裡全場的人都大笑起來，阿伯還小聲的說這是因為老闆捨不得。

　　在笑鬧中聽著居民訴說災難的過程，我們滿是驚訝，驚訝於當時的緊張、當時短時間內各行各業的彼此互助協調，同時也訝異於居民們在訴說災難時，那笑鬧神情背後其實是面對現實無助、無望的悲涼。在場的居民有許多人是戶籍不在此，但實際上卻受到災害影響的「非法定受災戶」，在沒有任何補助可以申請的情況下，生活瞬間陷入困境；而有些人則是受雇於當地溫泉業者，因沒有保勞保至今無法申請政府提供的八八臨工專案，只能靠著一些民間慈善團體所發放的慰問金度日。

　　這些居民們在面對我們訴說的過程中，或許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情緒的釋放，就像其中一個居民說的：「若是我們不這樣開玩笑，真的會鬱卒死（台語）！」在傾訴的過程中，身為志工的我們並不能在實質給予什麼太大的協助，但傾聽他們的訴說，某種程度上來說，也算是讓他們壓抑的情緒有一個出口的對象。


看著土石沖走隔壁鄰居
　　在新開，我們遇到了一對年過八十的老夫婦，他們住在新開村的14鄰，是新開地區受災最嚴重的地方，整個鄰只有兩戶沒有被土石掩埋。走到14鄰，一眼望去是比房子還高的土石，上頭還有怪手在努力清理砂石，撲鼻而來的是陣陣腐爛的氣味，在砂石堆的前端，我們看見僅剩的兩棟民宅，其中一棟就是曾老先生夫婦所住的地方。


　　 曾阿嬤眼睛泛著淚光對我說水來的時候它和她先生正在家裡吃飯，一看到水淹進來就忙著架隔板，她還趕緊把家裡值錢的東西都搬高，但大水來勢洶洶，不一會水就淹到大腿，她和她的老伴站在家門口，就無助的看著水一直從山邊沖來，此時隔壁鄰的居民們連忙來通知他們撤離，一開始阿嬤還說她不想走，但大家就在水流的另一側和她大喊說：「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此時阿嬤才拿了一些重要物品要跟著大家撤離，但望著眼前的大水，阿嬤說她當時真的非常害怕，還好有些年輕人背著她才能順利離開。說到這裡，阿嬤看向離家只有一條小水溝距離的鄰居家，哀傷的對我說：「他們就是來不及出來…你知道他們平常都會來我們家抬槓（台語），現在一下子就不見了…裡面還有好多人…」在阿嬤家水溝之後的住家，在阿嬤被救出之後，馬上就被山上的土石流淹沒，很多房子到現在連屋頂都找不到。阿嬤很難過、很傷心的說著災難當天發生的事情，我接著問她家裡現在是不是需要什麼補助時，阿嬤卻說自己家算很幸運的，人沒事，那些補助應該也不怎麼需要。

　　 阿嬤眼中的淚讓我瞬間感受到災難發生當下的驚恐與無助，但阿嬤之後面對災後的狀況，想著自己家中並無太大損害，就不去特別申請什麼補助的那種心情也讓人很感動，她還一直催促著我們到更裡面去看看，她說那邊的狀況都比她更須要協助。阿嬤的這一番話，讓我想起在我出發到六龜之前，曾有人對我說他這幾天看電視新聞，真的覺得那些災民越來越貪婪，要的東西越來越多，讓他非常反感。但在六龜新發的村民身上，我們看到了不同於媒體上的災民，就算對補助的事項一知半解，很多人都不是那麼積極爭取所謂「自身權益」，反而在斟酌自己處境後，希望我們去幫助一些更為弱勢的人；或者有些人是基於一種「不敢麻煩別人」的心態，進而放棄去申請需經過繁雜程序的補助；又或者有些人是根本不曉得自己有什麼補助可以申請。

　　 這些情況在我們於新開的訪調過程中是屢見不鮮，這群需要特別協助的、不會自己發聲的災民，或許是地方政府、慈善團體機構需要特別注意與考量的。

志工究竟為何來，為誰忙

by工作隊成員 bodu

在六龜的頭二晚住在六龜志工團附近的山城休息站，山城休息站在風災時是無法返家居民的臨時住所，之後是參與六龜志工團的外地志工的住所，住那的志工可享免費的早餐及晚餐。那兩天住在那除了我們這10人工作隊外，還有透過ptt Emergency版揪團的8人小隊。兩組人馬的組成不同，工作性質不同，他們成員來自台北、高雄、屏東，之前並不熟識，我們來自同所學校，去年在「種草莓」學運有合作經驗。他們是協助災後清掃，穿雨鞋、載手套，拿鏟子，我們是訪調，要填表、撰稿，靠紙筆加筆電，還有1張嘴。

前往新發、寶來，為了減少移動浪費時間，另覓住處。結束新發、寶來村的訪調返回六龜志工團，發現有一塊之前沒有的白板，這白板是用來紀錄出勤日誌，包括各別志工的單位、行程、人數，例如：清華社會所志工隊從寶來返回，10人，住山城。六龜志工團的志工宛禾說，她現在每天負責將出勤日誌寫在白板，還用電腦建檔。之前太忙太亂，沒有想到要建檔，很多事都沒記下來。我笑著說，這樣就變得有模有樣，愈來愈上軌道。她開心得說，對啊，有模有樣（之前躲大水時，她抱了筆電就跑，但筆電最後還是受損）。

這幾天看到不同路數、門派的志工，也聽了這些志工帶來感人和惱人的傳聞。像王鵬字課長、李懷錦老師感佩民間車隊的動員能量，並能自組調配出井然有序的運補流程，但對少數車友抱怨安排的路線不夠剌激有所微詞，而自發參與的救災車輛該領取補貼還是自付油料因而引發志工間的爭議，這似乎是人心各異的救災工作無可避免的處境。

另一種情形是1下湧入太多外地志工，不是每人馬上就有工作，1時無事可作的外地志工因此會有抱怨。這令在地志工感到為難，因為以當時路況、安全顧慮，並不是所有災地區都適合前往，人力可及之處往往很快就清掃得差不多，才會無事可作。相對於外地志工來來去去，往往本身就是災民的在地志工卻沒有太多喘息的機會，1直到8月底才開始輪休，但也有像雅倫這種只放了3小時就又到志工團幫忙。

粗淺的畫分，外地志工本身、外地志工和在地志工之間，對於救災、災區認知的差異，使得彼此之間需要花很多心力去溝通，甚至是幹譙。這次我們也碰到要跟各種團體聯絡、溝通、拉扯，頭幾天的行程有時說變就變，計畫趕不上變化。過程中嚐試定位我們這種不以清掃為主的短期工作隊，簡單的說，志工為何而來，為誰而忙，志工間的關係為何？像有別於在地的六龜志工團，不同於已在街上物色好工作站，將長期駐點的法鼓山。我們這種外來、短期志工的角色應以協力為主，視當地需求而調整，特別要主動了解在地所處階段，而不是1頭熱作我們預期要作的事。在新發村就因為沒先了解在地志工已完成的救災申請事項，而造成工作重覆，因而沒和在地志工互動並建立互信。先傾聽、了解才介入，而不是急於行動。討論、溝通本身就是重建的重要過程，這是參與重建階段的外來工作隊的重要課題，如鍾喬所言：

心靈重建的團隊或個人，無論以劇場、舞蹈、繪畫或者以其它說故事、文字書寫的方式，進入災民生活領域時，須即時地與進行實質重建的組織工作者產生密切的聯繫，才得以不再造成受災戶二度困擾，並且發揮超越慈善愛心之外的療傷功能。從人的互助角度而言，這是「培力」（Empowerment）而非施捨。

寶來的三種印象

by工作隊成員 家銘

外地印象

九月一號，我們志工隊剛到六龜的第二天，在六龜村志工團部討論著訪問調查的工作應該從哪裡開始，由於在寶來村已經有認識的當地人可居中接應，因此我們原傾向先到寶來，詎料在志工團部的當地志工皆異口同聲地說：「當然應該先去新發！新發都是在地農民，而寶來以觀光業為主外地人多，應該以新發為優先！」

九月五號，災後已將近一個月，高雄縣長楊秋興帶著副縣長、六龜鄉長、議員和其下屬縣府各主管來到寶來視察災情，與現場溫泉業者、當地居民等開了一個座談會。會議將開始前，在社區發展協會辦公處外面，某位居民力邀正在當場填寫補助申請的一兩位鄰長和其他民眾，希望大家一起去聽座談會：「大家都要來啦！縣長要來開會，那裡不能夠只有業者沒有咱在地人！」

在地與外地。這是我們聽到的一種區分方式。這種方式不只是單純的定居本地的時間長短之分，常常反應的是背後社經地位與階級之差異的感受。

在災後各個場合的協調會、公聽會之中，許多業者急著要政府官員承諾重建、答應溫泉業就地合法化的腳步不得停緩、甚至不滿被大水沖去部份地基的產業遭宣告危樓，嚷嚷著政府逼人太甚…相對於這些規模較大的業者，當地居民在意而屢屢向官員表達的，是農地的沖毀和農作物損害補償、是偏遠村落水電未復、是農保勞保繳不出來…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很容易去型塑大業者V.S.小居民的對立形象，因為任誰都可以想像業者擁有較多的機會、資源、或政商關係，來解決災後面對的難題，而一般勞工或小農就相對束手無策。

這樣的反商情結塑造是簡單容易的。但在我們一一走過寶來各個角落一一訪查的過程中，看到最多的，是觀光業與農業、業者與居民，相互仰賴不可分割的事實。

災難印象

村人們都難忘8月10號那天，荖濃溪上游堰塞湖崩毀時，瞬間洶湧而至的大水，50年來不曾淹水的中正路變成了河道，連逃到屋子頂樓都躲不掉危險，大家開始往山上逃難，位在山腰處的寶來溫泉山莊李老闆夫婦敞開大門，那之後好幾天，寶來村五六百人不分你我全數住在原本只能容納一百多人的山莊裡。我們所訪問的多位果農也表示，當時山樸傳說的陳董、鴻來溫泉山莊的淑惠、前觀光協會理事長吳崇富等，在一片混亂當中帶領大家分工合作、安置村民、協助救援，本來幾乎不熟悉各自從事各行各業的人在那幾天變成了生命共同體。

這些業者多是外地來當地經營的人，平時也許和大部份農民不相熟識說不上幾句話，卻在難時和村民緊緊相互仰賴著。其實不只災時，平常在寶來的農家，年長者多為家中種田主力，青壯者則一面幫忙家裡農事，一面受僱於觀光業如旅館、餐廳等等，以這份收入貼補家用；元旦前後是寶來村竹林地區梅花開展的季節，許多農民藉著種植梅樹，產出梅製產品帶來收入，觀光業藉著賞梅招攬遊客，帶來更多的商機和人潮，就購買更多的農產品…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原本就是如此相互依存著。

因此，我們不反商，我們正視觀光業為寶來村帶來的生機與效益，我們發現這些原本的外地人已是地方上不可或缺的成員。但我們更要說，觀光業者可以再為當地多做一點！

未來印象

災難帶來的危機作為轉機，我們都同意重建不是要回復難前，而是藉此做得更好。1980年代從荖濃溪谷引來的得天獨厚的溫泉，使這裡變成觀光聖地，溫泉山莊一家比一家更精緻更漂亮，隨便走進一家就好像到了世外桃園遺忘了所在。這樣的觀光業是去地方化的。這次的風災，使我們見到彼此的互助是最原初的本能，災難經驗是共同的記憶，記得我們在最危急的時候緊緊依靠著，災後的重建更該建立在這樣集體的基礎上。

社區發展的目的在於對在地居民的培力，使在地人能夠自己動起來，集體構思需求與願景、組織工作付諸實現。這樣的工作許多社區都在做，而觀光業對寶來的社區發展來講正是特色，是不能忽視的經濟資源，更在災難經驗中顯示出是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寶來社區發展不能忽略在地觀光業，或者應該說，觀光業的重建與再起尤其不能離開社區。

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李懷錦老師就提出了一些可能性，其中比如由業者認養梅樹，則原本只在竹林地區的梅樹亦可以用盆植或其他方式搬到大街來，成為整體社區造景的一部份，更在開花季節為寶來大街增添風采招攬遊人。這只是簡單的想像，但背後的精神卻是長遠而豐厚的，是不只考慮自家旅館門前，而是將自己放回寶來社區本身，不只想像自己，而是想像共同的未來。

在楊縣長迭聲答應下，重建的承諾成了公部門與寶來業界和民間共同的希望。寶來觀光發展協會現已轉型成重建委員會，除了觀光業者之外，據說各鄰鄰長也是委員會成員。我們期待，觀光業者對於寶來的重建，能主動積極參與，更投注資源於社區發展上，結合既有的觀光農業、溯溪泛舟等休閒產業，甚至社區大學資源、地方藝術工作者等等，真正落實產業於在地，共榮共存。集體的經驗與記憶，就是在地認同的根本，只有觀光業重新加入地方脈絡，與居民一起規劃共同的將來，外地才會成為在地，災難才會真正成為轉機。

誰的「六龜願景」？──災損補償、產業重建與社會正義

by 工作隊成員 彥碩

　　媒體連日來報導「莫拉克風災重創高雄縣」，而當工作隊親臨六龜鄉，目睹沿途路斷橋毀、土石崩塌的震撼景象，那種真實的心理衝擊，就像是許多災民在家園受創後，腦海中出現的一片空白。作為一種日常生活的斷裂，災難剝奪了人思考和感受的能力，就像訪調時一位災民所說的，「災嘎嘸知人」，除了明確可識的物質損害和無以名狀的心理痛苦，關於未來，關於重建的種種構想，尚來不及好好思量。當習以為常的事物面目全非，天災的混亂又加上人事的混亂，我們更需要先了解在地的需求，適切調整重建的方針和步調，沈靜而細膩地思考災後種種環境、社會與心理問題及對策。

　　時間遠比想像中急切，現象遠比想像中複雜，工作隊在六龜的七天行程涵蓋了六龜、新發、寶來等地，每到一個新地方，就遇到一批不一樣的災民，從他們的各種想法中逐漸拼湊出六龜整體的受災圖像：一方面試圖理解不同地區的受災狀況和重建構想，建構出差異的「災後重建地理學」，一方面也暗中觀察佔據不同資源位置的災民在重建工作中如何組織動員，釐清所謂「災後組織動力學」。除此之外，在傾聽災難經驗、記錄災難敘事的過程中，越發覺有一個更根本的關於受災人群分類與相互之間關係，以及災後的意義治理與分配正義的問題。

　　六龜鄉的災後重建工作並非均質的在推展。當鄉公所還困在瑣碎的行政事務，致使重建效率低落，地方有力人士已經透過私人網絡，完成了災後重建的方案選擇與利益分配。寶來溫泉業者已開始協調當地居民意見，自主組織重建委員會爭取權益，反觀新發的受災農民依然目光憂悒，以勢單力薄的個人力量請求公部門救助，卻只能不斷碰釘子。至於災後重建的意見，農業為主的新發村，多數人傾向原狀復舊，給農民一個至少能維持生計的最低標準，而寶來溫泉業者卻是希望藉此災難的機會積極發言，要求政府儘速完成河堤興建與經營就地合法的承諾。而一些依賴溫泉業者維生的員工，面臨災後失業的困境，竟因資格不符還被排除在許多公部門補助申請的範圍之外，成為失去聲音的一群。

　　即使災區已經從救災、安置到步入重建階段，多方資源、多方勢力所共同造成的一團混亂的後果，仍舊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從農作物被淹，土地被流走，房舍被沖毀，到人被遷離，生活被迫停擺，產業被迫中斷，工作隊七天下來最深刻的體認，就是一切事物都在，卻都不在「應該」在的地方。當然，所謂的「應該」或許也是有待商榷的課題，重建之路應該要回歸過去還是開創新局，應該放任不適合的體制持續再生產，還是暢通訊息交流和深化在地參與的可能性，都考驗著地方的智慧：作為極具潛力和魅力的號召，重建究竟是對六龜未來願景的道德擘畫，抑或進一步白熱化各種相關利益、目的與想像的權力工具？換個說法，是否有可能在災難的實然和重建的應然之間取得社會正義而非恐怖平衡？

　　就災損補償而言，中央政府倉促訂定的重建條例與補助辦法，在面對實際受災狀況時，往往不符合災民需求，反而成為申請補助的障礙。例如，以戶籍來認定災民的標準，無法照顧到部分未設籍人口或隱性親密關係在災區居住與工作的事實；此外，補助偏重房損和農損，反映出對六龜生活與產業的僵化想像，無法涵蓋像是住商、工農混合使用的營業損失。

　　就組織動員而言，外來的慈善團體秉持人道精神，協同掌握知識的專家進入災區，試圖為重建提供選項和資助，卻需要得到在地居民的認同才能順利協助；反觀災民與在地志工自發性的即時動員，有效的回應了多變的災後重建情境，發揮在地知識與實作的力量，展現出有別於公部門綁手綁腳的自主魄力。

　　無論就應然或實然層次來說，我們看到的都是在地力量動得比政府更快也更好。災難發生將屆一個月，當政府高層大聲疾呼要從救災階段轉型成重建階段，我們希望有更實際的作為和更細緻的思考，而不只是信心喊話或者表態大會。從災難經驗中，在地力量已經發展出一套建立於既有動員網絡上的熟練協作模式，這並非高層空降資源和方案所能替代。只是，在這兩者之間，我們渴望看到有一中介機制，連結、彙整政府資源與民間經驗，以確保「社會正義」的落實。工作隊的最後一天，我們看到在地志工在白板上留下許多字句，記著許多從當地居民、志工、地方知識份子蒐集而來的六龜願景，讀著讀著，希望能夠幫助我們更接近重建的正義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