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後重建的另類視野：清華社會所六龜訪調工作隊之經驗分享時間：2009年9月16日（星期三）12:30~14:30
地點：清華大學人社院C306室
紀錄：曾柏嘉
分享會定位與工作隊緣起 分享會的主持人，同時也是此行工作隊的隊長博洲，在分享會的開頭先介紹了這場分享會的定位，以及這支工作隊的緣起。博洲說，希望分享會能傳達工作隊在八八風災災區現場的親身觀察、心得、困惑，以及對於未來重建提出一些可能的想法與視野。因此，家銘先為工作隊所經歷的人與事務提供背景式的介紹，配合蔣昕以電腦播放的地圖和照片，希望能為聽眾帶來更多的臨場感。之後，則由彥碩、筱玟與佩君說明工作隊的介入過程、與災民接觸的經驗，以及一些議題和觀點。分享會現場同時傳閱著災後申請補助的官方法條、工作隊在災區使用的問卷，和工作隊事後所撰寫的數篇文章。
工作隊的緣起，是由清華社會所畢業、目前在旗美社區大學服務的吉洋學長協助牽線，並由佩君與博洲協助尋人、聯絡而成形。除了親臨災區現場的十位成員之外，工作隊也包含協助資源申請、資訊即時更新等後勤事宜的四位成員。
1工作隊的「出征」時間為8月31日到9月6日，為期七天。而工作隊的預定目標則是發掘在地議題、協助在地意見與觀點的強化。
工作隊經歷 家銘首先為工作隊經歷提供一些「故事背景」，包括部分在地行動者的簡介以及災難發生至今的當地情況，之後則是立基於這背景，說明工作隊的大致處境。
分享會黑板上的行動者示意圖將行動者分為幾個大類別：重要個人、公部門、非政府組織，與災民。公部門包含縣、鄉、村等各層級的政府單位，以及工作隊碰到縣長、鄉長、村幹事、六龜觀光發展協會（災後轉型成六龜八八風災重建協會）等；非政府組織包含宗教團體（如法鼓山）、社區大學、在地與外來志工等；災民則包含工作隊碰到的溫泉業者、一般店家與農民等。
至於重要個人，王課長是六龜鄉公所觀光課的課長，也是請吉洋學長找尋、聯絡工作隊的人，他和在旗美社大教授陶藝、同時也是寶來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的李老師，已長期投注心力於六龜的社區與地方發展。王課長與李老師帶領同是災民的六龜在地志工組成志工團，協助災民受災補助的申請與外來志工的整合、工作分配。另外，鄭副處長是雲嘉南風管處的副處長，他以個人身份投入六龜的災後重建工作。
行前，原定是王課長與李老師將引介工作隊與災民接觸，但因鄭副處長的個人風格、重要個人之間的從屬關係，以及工作隊所承擔的「甜蜜的負擔」等因素，工作隊在新發與寶來二村進行訪調工作時，相當程度地受鄭副處長的引導。也因此，工作隊在這「田野」中有了多重身份：對於王課長，工作隊是協助彙整重建意見的訪調隊；對於鄭副處長，工作隊是能協助災後補助調查的行政團隊；對於旗美社大，工作隊是協助發掘災後的在地故事與議題的社會學研究生團隊。那麼對於工作隊成員自己呢？「或許每個成員對於自己的定位又都有所不同。」家銘說。
家銘介紹了工作隊的大致經歷如下。工作隊來到高雄後，先與旗美社大接觸，然後第一天下午到了六龜，晚上聽了王課長與李老師述說逃難過程。接著是隔天遇到鄭副處長後的「轉折」，鄭副處長希望工作隊能在新發進行普查式的受災統計與申請補助統計，甚至是辦理整套的申請補助流程。然而在新發進行實地的受災調查時，工作隊做的不僅是統計，更多的是聆聽災民的受災經驗和感受，幾位工作隊成員更隨著災民進入鄰里拜訪。
抱著一開始受吉洋學長訪調之託的期待，以及瞭解更多不同災區及災民受災情形的自我期許，工作隊希望在停留新發之後轉往寶來。為此，也為了災民，也為了在工作隊之後的志工們
2，工作隊進行了受災問卷的前測並做了修改、在從公部門取得的戶口名冊上記錄了已受訪的災民、將申請官方補助的表格與條文清晰簡單化、單一窗口化及「在地化」，
3最後，工作隊也留下了進行訪調時的標準作業流程與各種注意事項。完成後續長期訪調的前置作業，便也成了工作隊其中一項特殊的身份和任務。
到了寶來，工作隊分頭進行訪調，對象包括溫泉業者、災前溫泉業受雇者、街上的一般商家或農民，以及像蘇羅婆這樣「孤島中的孤島」
4。第六天傍晚，工作隊又回到六龜，並跟鄭副處長、王課長、李老師及其他在地志工做心得交流。之後離開六龜，跟吉洋學長等人一起在美濃吃飯、分享經驗。
「災民」是誰？ 彥碩在分享會上分享的議題是關於「災民」如何被界定，以及災民的「各種」實際情況。他提到，災民往往被呈現為一無所有、需要受幫助，甚至是不理性、貪婪的一群人，但這其實是對災民的自救之力視而不見、將他/她們「去力量化」了。以寶來為例，村民相互支援住宿、重機具用油、飯食，以及操作重機具（如怪手、山貓等），便是災民能自力救濟的例證。
災民認定以及以此為憑據的申請補助資格也是一大問題。例如，申請補助必須以戶籍地為依據、村辦公室開立的災戶證明不被承認，以及法條中沒有符合受災觀光業受雇員工申請補助的項目等，這些不僅在在都凸顯出制度在實際運作與落實時的各種困難，同時也反映了災民的不均質：不同的災民有著不同的受災狀況與需求，而他/她們在表達自己意見時的難易程度也是大不相同。以新發的農業結構對比於寶來的觀光業結構為例，前者多僅是希望能維持基本的維生條件即可，而後者則是積極地動用各種資源與人脈，以尋求、遊說政府投注更多的資源。
投訴無門、「失語」的情況不只對於經濟與產業結構的補償是一種傷害，對於災民心理層面的衝擊更是無以評估。一位寶來業者的員工說：「受災到什麼都不知了！」受災的苦難，全體村民皆同，而正是這樣無處可宣洩，工作隊所扮演的傾聽的角色更顯重要。
外部經驗與內部情感 接著，筱玟首先分享的是工作隊與公部門接觸的經驗。在救災過渡到重建階段之間，救急的問題尚未解決，包括申請災民證明、受災補助等基本的維生需求，這同時也是鄭副處長希望工作隊做的事。然而，從災民上門申請、公部門勘驗、證明發放到災民實際獲得補助的整個流程，往往因條例辦法不斷更新所導致的官方系統混亂，或條例辦法不夠設身處地為災民著想，
5或部分的辦事人員因夾於部門、派系之間的摩擦而難以有所作為等，形成對於災民尋求協助時極為不利的處境。筱玟提到：「今天已經是具有一定程度知識背景、說的一口標準普通話（國語）的我們在跟公部門『過招』，而我們都已經感到如此困難與挫折了，若換做是災民，他/她們面對公部門時的無助必然更是不在話下。」
面臨這般公部門的「失能」，鄭副處長的處理方式是「你/妳
6跟我說你/妳的狀況，我就會想辦法幫你/妳處理好」般地以個人網絡、而非以正式官方網絡來協助災民處理問題。這樣的處理方式不僅反映了公部門本身的困境，也反映了公部門與其他部門（包含第三部門、志工團等）之間協調的困境。
筱玟也談到災區內鄰里情感與家庭結構的問題。例如，當大量資源進駐災區時，資源的搶奪與分配容易造成鄰里情感的撕裂和二度傷害；又例如，當工作隊正在進行問卷調查填寫時，若受訪者周遭有其他鄰人，受訪者便難以明說他/她家中的財產及產業損失，這也是災難所帶來的另一個層面的傷害。此外，災後有些災區的學生被送往他地就學，家庭成員也可能因各種因素而分居各地，家庭結構在災後面臨到嚴重的問題。
然而，這樣的傷害自然也不止於災民，與災民深入接觸的工作隊成員所面對的心理衝擊與情緒挑戰同樣是非常深刻。工作隊的成員因此不斷在反省：「我們來到這裡是要做什麼？」
在地合作還是地方派系？ 最後是佩君的議題分享。她先說道：「我要談的兩個議題是在地互助合作與地方派系。但這兩個看似相反的議題，它們之間的關係值得我們再三反思。」佩君延續著之前災民異質性所凸顯出的對比來說明地方派系的力量，例如，以播放照片「甜蜜的負擔」說明即使溫泉旅館遭土石沖刷或地基遭淘空，同樣身為災民的溫泉業者仍能對身為外來志工的工作隊有一定的影響力；或者，「當新發的農人還在打不通電話時，寶來的溫泉業者早已透過自己的會計、法務人員等在填地基、移河道了。」資源「先搶先贏」似乎就是地方派系重要的行動邏輯之一，而這其中多涉及了政治利害關係與利益分配。
佩君以李老師「請業者認養在地種植的梅樹」來說明在地合作需要以培養在地感、凝聚在地資源為主軸，而不是將六龜或寶來打造成一個脫離在地感的地方。重建的目的並非要回覆到災前生活形態，而是要藉著災後重建反思過去的不完善。王課長和李老師等人已在思考一種環境友善、人友善的「另類」觀光產業的可能，希望藉著重建的契機，深入思考如何建立一個能彙整在地資源的平台，而非以傳統地方派系或個人人脈的方式「吃掉」以在地、以社區為本的互助力量。
「外來者」或許是促進地方派系之間橫向交流的特殊中介，他/她們少了地方利益的包袱，多了促成內部之間連結與內外之間連結的「制高點」，這是外來者的一項意義。他/她們的另一項意義，則是其所引發的外界關注與關心能帶給災區相當程度的資源，這些資源甚至包括「工程重建」、「硬體重建」之外的「軟體重建」。但願我們的社會與各個重建部門能早日習得「教訓」，不要在學習救災及重建的路上停滯不前。
社會學知識的「介入」？ 身為工作隊後勤的冠婷對於前線十人的觀察提出了一些看法供參與分享會的人討論。她從工作隊的每日工作會報
7中看到前線成員們心理上的焦慮不安與混亂，這番焦慮是否來自於對於社會學知識何以實踐、何以「介入」的焦慮？而這番可能來自於社會學知識的焦慮，冠婷認為至少與以下兩者相關：一是外地（新竹、台北）想像與在地現實之間的落差；二是關於工作隊離開災區、回到新竹後能做的事：以社會學知識進行產出時是否應考量「甜蜜的負擔」和當地立場？又社會學知識產出的著力點與效果何在？這一切考量都是因為社會學知識與非主流媒體平台所關注的災民主體才正要形成。
明君老師除了關心各種有意義的社會學觀點之外，也關心我們如何累積對於當地的重建協助。而瑞樺老師則延續著冠婷與明君老師對於社會學知識介入的討論，他認為這種介入有著雙重性：一則是對於災難現場的協助，一則是對於社會學知識的「重建」工作。前者指的是工作隊能在災區提供立即性的協助，而災區現場的公平、正義議題與願景則可能是工作隊焦慮和衝擊的來源；後者指的是在行動後的反思：「面對當地，我如何組織經驗，並且結晶出能注入社會學知識與社會學田野方法論的思考？」這些思考將有助於帶著社會關懷的工作者在進入災難現場面對各種不同時效、性質及倫理要求的工作時，能夠舒緩焦慮並帶來更多的踏實與力量。
博洲回應，不同於在地志工與社大，我們既是學生，又是外來的、短期的志工，「我們到底能做什麼？」是大家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學術知識有其主體性，在地志工亦有其主體性，各方皆然。他舉陳亮丰學姐拍攝《三叉坑》，以及竹蜻蜓工作隊遠赴屏東清掃做說明，並且提出邱毓斌學長「工作隊可繼續擔任校園與災區的橋樑」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家銘則分享了他同時參與竹蜻蜓工作隊的心得。他在林邊鄉看到了大量來自各路人馬的志工團，但很多時候卻因救災的需求與供給無法相互配合而大大地降低了救災效能。他認為他當時從事清掃工作的心情很簡單，就是付出勞力便能看到收穫，但這次六龜工作隊的任務較為複雜，若不是有著「訪調志工」的身份的正當性，心理上仍會有相較於林邊行更多的疑慮和疙瘩。
跨領域的重建工作 世章提到，社會中不同領域的人對於救災或重建有不同的想像、目標，他/她們所能提供的貢獻也不同，例如有人進行訪調以統計受災情況、有人提供貨車載運物資等。冠婷也提到她的經驗，她說當她讀著來自專家與學者關於重建策略的各種論述時，將它們與工作隊的工作會報相比，她感受到巨大的落差。以此為例，冠婷認為重建工作不只是政治的或文化的，它同時必也少不了工程專業及其他專業的涉入，這些其他專業的意見可能不同於公部門或社會學觀點的意見，但遺憾的是它們彼此之間少有對話的空間與平台。因此，當我們在思考「該如何重建才是好的？」時，我們不該忘了除了縱向連結之外還有橫向的連結，重建工作應該是一件跨領域形成共識的工作。
肯定工作隊，也肯定社會學知識 瑞華簡述了她這次到那瑪夏鄉協助重建的經驗。她認為不論是清掃或是訪調工作，往往都並非能立竿見影。許多外地志工想進入災區幫忙，但志工調度又必須與當地情況密切配合。因此，在「不想為當地增添麻煩，但卻又覺得應該要去做些什麼」的兩難和掙扎下，她決定留守那瑪夏工作站，做簡報蒐集的工作。瑞華的那瑪夏經驗與六龜工作隊見聞相呼應的是公部門系統的紊亂、報紙所言與實際情況差異甚大等，但那瑪夏與六龜因人口、產業等結構不盡相同，重建願景自然也不同。
最後，國雄老師給予工作隊莫大的肯定與鼓勵，他說：「I’m proud of you! 為什麼你/妳們不肯定自己呢？做了有貢獻的事不需要自我懷疑。」老師首先舉工作隊修改問卷、製作訪調的標準作業流程等為例，認為這是只有受社會學訓練才做得來的事；再來，老師也認為工作隊的另一大貢獻在於工作隊呈現出了與主流媒體極為不同的災區現場。國雄老師對於工作隊的支持與肯定，也表現在社會所這次對工作隊的充裕補助，工作隊隊長博洲對此表示感謝。
國雄老師也在分享會中肯定社會學知識，並鼓勵學生認真讀書。他以前面提及的地方派系、國家機器與村民共同匯集重機具用油的事實做說明：「我們不僅要瞭解書中對既有在地運作邏輯的分析，包括它們對親屬體系、生產關係、階層等的分析，以作為提供我們思考現狀出路的資源，我們還要找尋有別於書中描繪的在地運作邏輯的另類可能性，這是非預期中的事，也是在地生命力之所在。」
對於社會學知識的另一項肯定在於方法論。老師認為活生生的訪談或口述史不論在意義或效果上皆超越了統計數字，「聆聽的現場本是一種回饋，而且我們所受的是『專業聽眾』的訓練。」國雄老師除了重申應該看重自己的努力、看重社會學知識以外，也期望災後的重建工作能掃除過去的缺漏，帶來新的契機與轉機，而不是當災難發生時大家一頭熱，待熱潮退去，舊有的不良運作邏輯重新出現，一切重新來過。
1親臨災區現場的十位成員分別是博洲、鎮宇、蔣昕、筱玟、佩君、彥碩、家銘、俐文、佳穎、柏嘉。協助後勤事宜的四位成員分別是捷粲、清耿、子綺、冠婷。
2在工作隊之後，已進駐或預計進駐的志工團包括法鼓山、成功大學學生與南台科大學生。
3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在於官方版本的補助條文拗口難懂、模糊不清，多數洽詢電話撥打不通，若撥打得通，承辦人員也多一問三不知，甚至相互推託。
4「孤島中的孤島」指的是，在寶來的熱鬧地段，農業損失及賠償已是不受重視的「孤島」，而蘇羅婆位於寶來更邊陲的位置，其農業狀況及基本維生條件自然是更不受重視。
5例如補助申請的截止日期過快，當災民獲得補助資訊時已經過了截止日期了；或辦理行政手續的窗口分佈於多處，需不斷奔波往返且不斷遭遇困難；或堅持要以淹水照片為憑等。
6指災民。
7前線工作隊每晚都會開當日的工作會報，說明當日每位成員的所見所聞，並共同討論。並且幾乎每晚都會將當日的工作會報上傳至工作隊的網路平台，供後勤工作隊瞭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