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椒小菜第一次活動記錄：觀賞紀錄片《憤怒的野百合》

青椒小菜第一次活動記錄：觀賞紀錄片《憤怒的野百合》

時間：2009/9/11 15:00

地點：清大人社院C306

出席：維德師、朝欽師、秀幸師、捷粲、正勤、必任、博洲、冠婷、筱玟、蔣昕、彥碩、名哲、碩一學妹、佩君、家銘

一開始放映紀錄片《憤怒的野百合》，該片為《一八九五》導演洪智育二十年前的少作，但許多場景和情節卻和野草莓運動碰到的狀況類似。很可惜因為影片播放的問題，我們只看了大約30分鐘，只好直接進入討論。

幾個重點：

1. 那條警戒線：和野草莓一樣，野百合運動當時也存在著是否應該拉起警戒線，隔開學生和群眾，以強調運動主體是學生，以及其訴求的純淨、無利害等問題。強調學生身份，可能有利於突顯某種道德層次上的正當性，但是否是最有力的運動策略？警戒線反映著學生和現場群眾的關係，同時也決定著外界如何定位這次運動的成功與否：學生選擇和群眾統一戰線相互支援，增加運動能量，或者，學生害怕群眾的不安全、失控，會導致運動焦點被模糊。「學生全權主導運動」這件事的正當性應該要被討論：走出校園與群眾同在，青聽群眾的聲音，社運現場的相互接觸也正是一種學習。
2. 媒體再現與媒介環境變化：野百合被當時媒體再現為受到台獨激進份子的煽動，野草莓也被某些親中媒體抹綠。不過野百合當時只有三台，訊息管道嚴重受控，致使其他不同的聲音無法出現，相較於野草苺是網路世代的學運，其組織動員、訊息傳播都由網路來中介，較能自主掌握事件的詮釋權。
3. 時代變遷下的抗爭路線與環境：台灣社會的抗爭基調似乎一直主打「理性」、「和平」，這種路線有其威權統治的歷史因素（但未必面對任何情境都是最有效的抗爭手段）。秀幸師指出這可能是尺度問題，台灣不可能發生像天安門事件那樣的血腥屠殺，因為鎮暴部隊或警察機關的地緣性太強，對待人命的態度是實質的體驗而非抽象的想像，不會像由外地調來北京的解放軍那樣大開殺戒。另外，解嚴後的抗爭似乎有從悲情示威到後現代嘉年華的發展趨勢，感覺野百合比較悲憤而野草莓比較冷靜。而組織動員方式也有從仰賴人際網絡到嘗試與在地連結的趨勢，例如新竹野草莓、頭前溪社，而這也牽扯出學運內部的異質性問題：究竟誰代表了運動，誰掌握發言權。朝欽師則認為城鄉差異深深影響著學運中不同的學生團體所擁有的資源與資訊。
4. 學生運動或公民運動：野百合的訴求與社會整體的福祉與正義息息相關，並不是那種僅攸關學生本身權益的運動；但該運動主要由學生發起，學生作為運動主體又是事實。和群眾劃界是本質上的知識傲慢或者策略上的不得不然？學生應該用什麼樣的身段來介入社會運動？作為學生在做社運時常常存在著焦慮，這些焦慮或許來源於不斷的自我詰問，但也是因為有這個反身性，學生身份才不會成為包袱，而有可能創造新的可能性。

災後重建的另類視野：清華社會所六龜訪調工作隊之經驗分享

災後重建的另類視野：
清華社會所六龜訪調工作隊之經驗分享


時間：2009年9月16日（星期三）12:30~14:30
地點：清華大學人社院C306室
紀錄：曾柏嘉

分享會定位與工作隊緣起
分享會的主持人，同時也是此行工作隊的隊長博洲，在分享會的開頭先介紹了這場分享會的定位，以及這支工作隊的緣起。博洲說，希望分享會能傳達工作隊在八八風災災區現場的親身觀察、心得、困惑，以及對於未來重建提出一些可能的想法與視野。因此，家銘先為工作隊所經歷的人與事務提供背景式的介紹，配合蔣昕以電腦播放的地圖和照片，希望能為聽眾帶來更多的臨場感。之後，則由彥碩、筱玟與佩君說明工作隊的介入過程、與災民接觸的經驗，以及一些議題和觀點。分享會現場同時傳閱著災後申請補助的官方法條、工作隊在災區使用的問卷，和工作隊事後所撰寫的數篇文章。

工作隊的緣起，是由清華社會所畢業、目前在旗美社區大學服務的吉洋學長協助牽線，並由佩君與博洲協助尋人、聯絡而成形。除了親臨災區現場的十位成員之外，工作隊也包含協助資源申請、資訊即時更新等後勤事宜的四位成員。1工作隊的「出征」時間為8月31日到9月6日，為期七天。而工作隊的預定目標則是發掘在地議題、協助在地意見與觀點的強化。

工作隊經歷
家銘首先為工作隊經歷提供一些「故事背景」，包括部分在地行動者的簡介以及災難發生至今的當地情況，之後則是立基於這背景，說明工作隊的大致處境。

分享會黑板上的行動者示意圖將行動者分為幾個大類別：重要個人、公部門、非政府組織，與災民。公部門包含縣、鄉、村等各層級的政府單位，以及工作隊碰到縣長、鄉長、村幹事、六龜觀光發展協會（災後轉型成六龜八八風災重建協會）等；非政府組織包含宗教團體（如法鼓山）、社區大學、在地與外來志工等；災民則包含工作隊碰到的溫泉業者、一般店家與農民等。

至於重要個人，王課長是六龜鄉公所觀光課的課長，也是請吉洋學長找尋、聯絡工作隊的人，他和在旗美社大教授陶藝、同時也是寶來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的李老師，已長期投注心力於六龜的社區與地方發展。王課長與李老師帶領同是災民的六龜在地志工組成志工團，協助災民受災補助的申請與外來志工的整合、工作分配。另外，鄭副處長是雲嘉南風管處的副處長，他以個人身份投入六龜的災後重建工作。

行前，原定是王課長與李老師將引介工作隊與災民接觸，但因鄭副處長的個人風格、重要個人之間的從屬關係，以及工作隊所承擔的「甜蜜的負擔」等因素，工作隊在新發與寶來二村進行訪調工作時，相當程度地受鄭副處長的引導。也因此，工作隊在這「田野」中有了多重身份：對於王課長，工作隊是協助彙整重建意見的訪調隊；對於鄭副處長，工作隊是能協助災後補助調查的行政團隊；對於旗美社大，工作隊是協助發掘災後的在地故事與議題的社會學研究生團隊。那麼對於工作隊成員自己呢？「或許每個成員對於自己的定位又都有所不同。」家銘說。

家銘介紹了工作隊的大致經歷如下。工作隊來到高雄後，先與旗美社大接觸，然後第一天下午到了六龜，晚上聽了王課長與李老師述說逃難過程。接著是隔天遇到鄭副處長後的「轉折」，鄭副處長希望工作隊能在新發進行普查式的受災統計與申請補助統計，甚至是辦理整套的申請補助流程。然而在新發進行實地的受災調查時，工作隊做的不僅是統計，更多的是聆聽災民的受災經驗和感受，幾位工作隊成員更隨著災民進入鄰里拜訪。

抱著一開始受吉洋學長訪調之託的期待，以及瞭解更多不同災區及災民受災情形的自我期許，工作隊希望在停留新發之後轉往寶來。為此，也為了災民，也為了在工作隊之後的志工們2，工作隊進行了受災問卷的前測並做了修改、在從公部門取得的戶口名冊上記錄了已受訪的災民、將申請官方補助的表格與條文清晰簡單化、單一窗口化及「在地化」，3最後，工作隊也留下了進行訪調時的標準作業流程與各種注意事項。完成後續長期訪調的前置作業，便也成了工作隊其中一項特殊的身份和任務。

到了寶來，工作隊分頭進行訪調，對象包括溫泉業者、災前溫泉業受雇者、街上的一般商家或農民，以及像蘇羅婆這樣「孤島中的孤島」4。第六天傍晚，工作隊又回到六龜，並跟鄭副處長、王課長、李老師及其他在地志工做心得交流。之後離開六龜，跟吉洋學長等人一起在美濃吃飯、分享經驗。

「災民」是誰？
彥碩在分享會上分享的議題是關於「災民」如何被界定，以及災民的「各種」實際情況。他提到，災民往往被呈現為一無所有、需要受幫助，甚至是不理性、貪婪的一群人，但這其實是對災民的自救之力視而不見、將他/她們「去力量化」了。以寶來為例，村民相互支援住宿、重機具用油、飯食，以及操作重機具（如怪手、山貓等），便是災民能自力救濟的例證。

災民認定以及以此為憑據的申請補助資格也是一大問題。例如，申請補助必須以戶籍地為依據、村辦公室開立的災戶證明不被承認，以及法條中沒有符合受災觀光業受雇員工申請補助的項目等，這些不僅在在都凸顯出制度在實際運作與落實時的各種困難，同時也反映了災民的不均質：不同的災民有著不同的受災狀況與需求，而他/她們在表達自己意見時的難易程度也是大不相同。以新發的農業結構對比於寶來的觀光業結構為例，前者多僅是希望能維持基本的維生條件即可，而後者則是積極地動用各種資源與人脈，以尋求、遊說政府投注更多的資源。

投訴無門、「失語」的情況不只對於經濟與產業結構的補償是一種傷害，對於災民心理層面的衝擊更是無以評估。一位寶來業者的員工說：「受災到什麼都不知了！」受災的苦難，全體村民皆同，而正是這樣無處可宣洩，工作隊所扮演的傾聽的角色更顯重要。

外部經驗與內部情感
接著，筱玟首先分享的是工作隊與公部門接觸的經驗。在救災過渡到重建階段之間，救急的問題尚未解決，包括申請災民證明、受災補助等基本的維生需求，這同時也是鄭副處長希望工作隊做的事。然而，從災民上門申請、公部門勘驗、證明發放到災民實際獲得補助的整個流程，往往因條例辦法不斷更新所導致的官方系統混亂，或條例辦法不夠設身處地為災民著想，5或部分的辦事人員因夾於部門、派系之間的摩擦而難以有所作為等，形成對於災民尋求協助時極為不利的處境。筱玟提到：「今天已經是具有一定程度知識背景、說的一口標準普通話（國語）的我們在跟公部門『過招』，而我們都已經感到如此困難與挫折了，若換做是災民，他/她們面對公部門時的無助必然更是不在話下。」

面臨這般公部門的「失能」，鄭副處長的處理方式是「你/妳6跟我說你/妳的狀況，我就會想辦法幫你/妳處理好」般地以個人網絡、而非以正式官方網絡來協助災民處理問題。這樣的處理方式不僅反映了公部門本身的困境，也反映了公部門與其他部門（包含第三部門、志工團等）之間協調的困境。

筱玟也談到災區內鄰里情感與家庭結構的問題。例如，當大量資源進駐災區時，資源的搶奪與分配容易造成鄰里情感的撕裂和二度傷害；又例如，當工作隊正在進行問卷調查填寫時，若受訪者周遭有其他鄰人，受訪者便難以明說他/她家中的財產及產業損失，這也是災難所帶來的另一個層面的傷害。此外，災後有些災區的學生被送往他地就學，家庭成員也可能因各種因素而分居各地，家庭結構在災後面臨到嚴重的問題。

然而，這樣的傷害自然也不止於災民，與災民深入接觸的工作隊成員所面對的心理衝擊與情緒挑戰同樣是非常深刻。工作隊的成員因此不斷在反省：「我們來到這裡是要做什麼？」

在地合作還是地方派系？
最後是佩君的議題分享。她先說道：「我要談的兩個議題是在地互助合作與地方派系。但這兩個看似相反的議題，它們之間的關係值得我們再三反思。」佩君延續著之前災民異質性所凸顯出的對比來說明地方派系的力量，例如，以播放照片「甜蜜的負擔」說明即使溫泉旅館遭土石沖刷或地基遭淘空，同樣身為災民的溫泉業者仍能對身為外來志工的工作隊有一定的影響力；或者，「當新發的農人還在打不通電話時，寶來的溫泉業者早已透過自己的會計、法務人員等在填地基、移河道了。」資源「先搶先贏」似乎就是地方派系重要的行動邏輯之一，而這其中多涉及了政治利害關係與利益分配。

佩君以李老師「請業者認養在地種植的梅樹」來說明在地合作需要以培養在地感、凝聚在地資源為主軸，而不是將六龜或寶來打造成一個脫離在地感的地方。重建的目的並非要回覆到災前生活形態，而是要藉著災後重建反思過去的不完善。王課長和李老師等人已在思考一種環境友善、人友善的「另類」觀光產業的可能，希望藉著重建的契機，深入思考如何建立一個能彙整在地資源的平台，而非以傳統地方派系或個人人脈的方式「吃掉」以在地、以社區為本的互助力量。

「外來者」或許是促進地方派系之間橫向交流的特殊中介，他/她們少了地方利益的包袱，多了促成內部之間連結與內外之間連結的「制高點」，這是外來者的一項意義。他/她們的另一項意義，則是其所引發的外界關注與關心能帶給災區相當程度的資源，這些資源甚至包括「工程重建」、「硬體重建」之外的「軟體重建」。但願我們的社會與各個重建部門能早日習得「教訓」，不要在學習救災及重建的路上停滯不前。

社會學知識的「介入」？
身為工作隊後勤的冠婷對於前線十人的觀察提出了一些看法供參與分享會的人討論。她從工作隊的每日工作會報7中看到前線成員們心理上的焦慮不安與混亂，這番焦慮是否來自於對於社會學知識何以實踐、何以「介入」的焦慮？而這番可能來自於社會學知識的焦慮，冠婷認為至少與以下兩者相關：一是外地（新竹、台北）想像與在地現實之間的落差；二是關於工作隊離開災區、回到新竹後能做的事：以社會學知識進行產出時是否應考量「甜蜜的負擔」和當地立場？又社會學知識產出的著力點與效果何在？這一切考量都是因為社會學知識與非主流媒體平台所關注的災民主體才正要形成。

明君老師除了關心各種有意義的社會學觀點之外，也關心我們如何累積對於當地的重建協助。而瑞樺老師則延續著冠婷與明君老師對於社會學知識介入的討論，他認為這種介入有著雙重性：一則是對於災難現場的協助，一則是對於社會學知識的「重建」工作。前者指的是工作隊能在災區提供立即性的協助，而災區現場的公平、正義議題與願景則可能是工作隊焦慮和衝擊的來源；後者指的是在行動後的反思：「面對當地，我如何組織經驗，並且結晶出能注入社會學知識與社會學田野方法論的思考？」這些思考將有助於帶著社會關懷的工作者在進入災難現場面對各種不同時效、性質及倫理要求的工作時，能夠舒緩焦慮並帶來更多的踏實與力量。

博洲回應，不同於在地志工與社大，我們既是學生，又是外來的、短期的志工，「我們到底能做什麼？」是大家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學術知識有其主體性，在地志工亦有其主體性，各方皆然。他舉陳亮丰學姐拍攝《三叉坑》，以及竹蜻蜓工作隊遠赴屏東清掃做說明，並且提出邱毓斌學長「工作隊可繼續擔任校園與災區的橋樑」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家銘則分享了他同時參與竹蜻蜓工作隊的心得。他在林邊鄉看到了大量來自各路人馬的志工團，但很多時候卻因救災的需求與供給無法相互配合而大大地降低了救災效能。他認為他當時從事清掃工作的心情很簡單，就是付出勞力便能看到收穫，但這次六龜工作隊的任務較為複雜，若不是有著「訪調志工」的身份的正當性，心理上仍會有相較於林邊行更多的疑慮和疙瘩。

跨領域的重建工作
世章提到，社會中不同領域的人對於救災或重建有不同的想像、目標，他/她們所能提供的貢獻也不同，例如有人進行訪調以統計受災情況、有人提供貨車載運物資等。冠婷也提到她的經驗，她說當她讀著來自專家與學者關於重建策略的各種論述時，將它們與工作隊的工作會報相比，她感受到巨大的落差。以此為例，冠婷認為重建工作不只是政治的或文化的，它同時必也少不了工程專業及其他專業的涉入，這些其他專業的意見可能不同於公部門或社會學觀點的意見，但遺憾的是它們彼此之間少有對話的空間與平台。因此，當我們在思考「該如何重建才是好的？」時，我們不該忘了除了縱向連結之外還有橫向的連結，重建工作應該是一件跨領域形成共識的工作。

肯定工作隊，也肯定社會學知識
瑞華簡述了她這次到那瑪夏鄉協助重建的經驗。她認為不論是清掃或是訪調工作，往往都並非能立竿見影。許多外地志工想進入災區幫忙，但志工調度又必須與當地情況密切配合。因此，在「不想為當地增添麻煩，但卻又覺得應該要去做些什麼」的兩難和掙扎下，她決定留守那瑪夏工作站，做簡報蒐集的工作。瑞華的那瑪夏經驗與六龜工作隊見聞相呼應的是公部門系統的紊亂、報紙所言與實際情況差異甚大等，但那瑪夏與六龜因人口、產業等結構不盡相同，重建願景自然也不同。

最後，國雄老師給予工作隊莫大的肯定與鼓勵，他說：「I’m proud of you! 為什麼你/妳們不肯定自己呢？做了有貢獻的事不需要自我懷疑。」老師首先舉工作隊修改問卷、製作訪調的標準作業流程等為例，認為這是只有受社會學訓練才做得來的事；再來，老師也認為工作隊的另一大貢獻在於工作隊呈現出了與主流媒體極為不同的災區現場。國雄老師對於工作隊的支持與肯定，也表現在社會所這次對工作隊的充裕補助，工作隊隊長博洲對此表示感謝。

國雄老師也在分享會中肯定社會學知識，並鼓勵學生認真讀書。他以前面提及的地方派系、國家機器與村民共同匯集重機具用油的事實做說明：「我們不僅要瞭解書中對既有在地運作邏輯的分析，包括它們對親屬體系、生產關係、階層等的分析，以作為提供我們思考現狀出路的資源，我們還要找尋有別於書中描繪的在地運作邏輯的另類可能性，這是非預期中的事，也是在地生命力之所在。」

對於社會學知識的另一項肯定在於方法論。老師認為活生生的訪談或口述史不論在意義或效果上皆超越了統計數字，「聆聽的現場本是一種回饋，而且我們所受的是『專業聽眾』的訓練。」國雄老師除了重申應該看重自己的努力、看重社會學知識以外，也期望災後的重建工作能掃除過去的缺漏，帶來新的契機與轉機，而不是當災難發生時大家一頭熱，待熱潮退去，舊有的不良運作邏輯重新出現，一切重新來過。




1親臨災區現場的十位成員分別是博洲、鎮宇、蔣昕、筱玟、佩君、彥碩、家銘、俐文、佳穎、柏嘉。協助後勤事宜的四位成員分別是捷粲、清耿、子綺、冠婷。
2在工作隊之後，已進駐或預計進駐的志工團包括法鼓山、成功大學學生與南台科大學生。
3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在於官方版本的補助條文拗口難懂、模糊不清，多數洽詢電話撥打不通，若撥打得通，承辦人員也多一問三不知，甚至相互推託。
4「孤島中的孤島」指的是，在寶來的熱鬧地段，農業損失及賠償已是不受重視的「孤島」，而蘇羅婆位於寶來更邊陲的位置，其農業狀況及基本維生條件自然是更不受重視。
5例如補助申請的截止日期過快，當災民獲得補助資訊時已經過了截止日期了；或辦理行政手續的窗口分佈於多處，需不斷奔波往返且不斷遭遇困難；或堅持要以淹水照片為憑等。
6指災民。
7前線工作隊每晚都會開當日的工作會報，說明當日每位成員的所見所聞，並共同討論。並且幾乎每晚都會將當日的工作會報上傳至工作隊的網路平台，供後勤工作隊瞭解。

災難發生-自力救濟的災民

by工作隊成員 佳穎

新開村

新開-備受刁難的災民
在新開，我們遇見曾在飛鷹救難隊服務的吳大哥。說起災難發生時，他說真的想起來就有氣。當時新開災區與外界處在完全斷連的狀態，所有人都不知道在新開有32個人被活埋，急需要支援，吳大哥為了請求支援，在災害發生後他從新開徒步五小時到六龜派出所報案。他回憶當時的情景，氣憤的說，當他抵達警局說要報案時，當時的警員居然都圍過來試圖阻止他報案。而當他轉要請求申請直昇機支援時，警員居然又刁難他說：「要直昇機，你要給我降落地點的經緯度！」吳大哥說還好他以前學過航海，知道這些東西，馬上把位置報告得清清楚楚，結果警員當場啞口無言。在與警員交涉了一陣子之後，分局長就來了，吳大哥說他嘗試與分局長溝通，希望他至少可以先派個警察到新開去瞭解一下狀況，但令他不敢置信的是，當時分局長竟然回他說：「死32個人算什麼…你去找記者嘛，你就讓媒體救災啊！」

當下，吳大哥氣到不報案，回到新開後他爬到較高的山上，打電話到地下電台告知新開災情。經過電台的強力播送，隔天由一位名叫小卡的女生所領軍的吉普車隊就進到六龜，接著記者也來了。分局長發現事情鬧大以後居然又回來拜託吳大哥放過他。這一切讓吳大哥非常的氣憤，而我們也聽到不敢置信！為什麼一個公家機關，所謂的「人民保母」在面對災難時會是這樣的態度？ 沒有人力支援是可以理解，但在面對災民，怎麼會是用這樣的態度在處理？ 當媒體上在大肆討論政府救災不力、總統未即時下達緊急命令時，卻怎麼也想不到在第一線面對災難的基層單位，是這樣在做應變處理。在吳大哥的敘述中，警局的角色在此次急難救助的過程中像是扮演絆腳石一般，不但對救災沒有幫助，反而延遲了災情回報、延誤了救災時間。

同樣的分局，類似的經驗也在新發村龍樺山莊的阿文身上發生。阿文身為山莊的員工，在災難發生的第二天，阿文趁山區雨勢漸緩時，帶著山莊裡幾個受困的遊客徒步前進到六龜鄉公所。抵達後，阿文馬上到警局想備案並申請援助，但也是遭到駐守員警拒絕，「他們連一個卒仔（台語）都不願意派進來！真的是垃圾分局！」阿文生氣的說，他覺得警局的處理態度好像新發村就不是六龜鄉的一部分。

這樣的情況讓訪問的我們感到震驚與訝異，第一是驚訝於在第一線面對災難的地方分局居然是用置之不理的態度在處理災民的請求，這點似乎暴露了基層政府單位在面對急難處理時的應變能力不足，而同時這樣拒絕報案的心態更是令人可議。如果基層的政府單位是這樣在運作，那就算整個國家有多麼完備的急難應變系統、總統是多麼早就發布緊急命令、召開國安會議，這些種種都會因為上令不能下達或是上層單位會因資訊的阻礙而無法做出正確的決策，進而導致延誤救災時間與速度。

第二點是關於地下電台在此次災難中所扮演的角色，吳大哥在面對警局的拒絕後，逕自到山上打電話至地下電台求助才讓新開災情曝光，也同時讓外界的救援注意到災情較晚傳出的六龜地區，此時地下電台的必要性，或說一些非正式管道的通聯，凸顯正規法定的通報程序或系統在這些邊陲地區根本無法依法行政，因為法並沒有想像這些人的生活方式或是他們當下所面對的狀況，如果沒有非法的地下電台溝通，合法的救難系統在急難發生時根本缺乏功能甚至是癱瘓，或者是根本就沒有建置到這些邊陲地區。在這樣的狀況下，當社會輿論不斷的討論所謂「媒體救災」時，應該更要去思考的是，若是正規的通報管道是可行的，為何一些災區需要透過此種方式將消息傳出？

災區關於輕重緩急的那些難題

by工作隊成員 蔣昕

我們在到達六龜的第一天，參與了一個由法鼓山與鄉公所共同舉辦的重建總體營造座談會，會中法鼓山對重建的態度顯得細水長流，認為重建這事要經過審慎的評估，以永續發展的社區總體營造為目標。在這場會議中，無論是法鼓山團隊或是其他與會人士均提到應尊重災民，期許兼具心靈與硬體層次的重建，最後期許我們的訪調工作隊能審慎處理問卷內的議題，在問卷中關注各式問題以免重覆訪談，造成對民眾的打擾。

然而，工作隊在六龜志工團獲得了「儘速調查災民需求」的任務：我們應該快速修正訪談問卷並且地毯式的向居民做調查，以獲得關於災區需求的量化數據。我們的調查內容事關災民迫切的需求，刻不容緩。

訪調工作的進行，卻面臨行動速度的問題，我們到底該快一點還是慢一點？

回想到前往災區之前看到對於政府行動速度的評論，往往認為馬政府救災慢（該快不快）、重建快（該緩不緩），顛三倒四。重建應該要緩是因為該考量的議題很多：地質、文化、社區等，必須在災後一段時間，災民穩定下來後才能好好的討論，而不是為了儘快度過安置期就立刻決定永久的去處。

親自到了災區，才發現快一點或是慢一點這個問題在很多細節上並非那麼簡單。為了提供公部門關於損失狀況的確切數據，必須對居民展開訪問調查；災區的農業損失、房屋損失，災後至今仍未統計完成，需要有人來做這件事。中央向地方要求確切損失狀況的數據，以提供符合需求的資源投注，卻沒有考慮到地方政府的人力不足，遲遲無法取得資料，而資源也就停滯不前，沒有分配到真正需要的地方。

正因為如此，訪問調查的工作很急。但另一方面，擔憂關於各種主題的問卷一次次進入災區，對災民正是一次次的傷害。災民被訪談三次、四次、五次，對著不同的、陌生的臉孔訴說著同樣的悲傷，卻也在重複體驗悲傷。我們不想要擾民，但我們知道，慈善團體為了提供即時幫助、發放善款，會針對需求進行訪問；關注文化、經濟、地質的公部門為了調查地方狀況，各自也會有各自的調查；而我們為了提供申請補助的協助，又問了一次。

在公部門的調查還沒有動起來的當下，我們該如何避免訪調擾民？調查是為了知道災民迫切的需求，並設法提供緊急協助，但對於「完善的」問卷的想像，卻阻礙了調查的速度。工作隊能做的有限，只能從緊急協助的角度看這件事，儘快了解居民的需求；而自製問卷對公部門來說也不具公信力，資料勢必無法共享。進一步來看，公部門的位置、高度，比較適合協調各式訪談、調查，以一次接觸完成所有資料的蒐集。

在六龜，我們看到許多居民因風災影響了日常生活，可能是平日的工作遭受風災打亂需要迫切的經濟援助；也或許因路斷而影響原先地方經濟的體系。社區重新回到日常生活的正軌還需要一些時間，但維持生計這件事，卻令人著急。在六龜，在目前這個介於救災與重建之間的時期，我們看見快與慢的複雜性。

　

以戶籍為主的災民身份認定需要彈性

by工作隊成員 佩君

兩位「外地」農人：戶籍限制、求助無門

　　李先生大約五十多歲，長著一張開朗黝黑的臉，輪廓很深，令人印象深刻，而且非常愛講故事。即使是在進行關於水災損失的調查，他也忍不住向我們細數諸般隨水流的芒果、筍乾、魚、羊、雞當初農作的來歷。而幾頭羊漂了，幾頭意外跑回來，怎樣挖魚塭，流掉多少魚，他一樣樣記得清楚，扳指數給我們聽，還不忘自我排遣講兩三個笑話，時而又插進八月八號當天逃過大水的驚險故事，眉頭時緊時鬆，既愁又笑。李先生最愁的是他的戶籍不是本地人，即使在這塊祖傳地上農作了五年，水災過後迄今沒有領到半點政府補助，大水沖走了他整塊農地與住處，也不知道如何申報損失，就連兩三週來駐在村辦公室的義工也不知如何是好。他拿出兩張對折又對折的紙，告訴我們一張是村長發的受災證明，另一張是居住證明，證明他的確住在這裡，「可是辦了也不知道能作什麼，我不是本地人，也不知道用在哪裡。」「很多都是規定戶籍要在這裡的，我們也不清楚，也不敢去要，就怕為難辦事的人，要我們不該要的，也怕被人說閒話。」

　　李先生雖然戶籍不在新發，可是卻是道地的新發人。他的田地是幾代的祖產，由三個兄弟均分，連我們從六龜前來新發的新闢道路，有一部份還是從他的祖產地上開過的。他年輕時到岡山打拚，在那裡結婚生子，也遷了戶籍，五年前回到新發操起農業，對他並不陌生。他說「我本來就是要做農，我就覺得自己是農人」，耕起祖產地以後，作得有聲有色，與員工楊阿姨只兩人卻能多樣經營，既種芒果、還養魚、火雞、羊，最後收附近筍農的竹筍來加工，作了一個小小加工廠。他很得意的說，「我們作的筍乾品質很好，都能批到台北去賣，最近正是筍子的季節，在大水來之前，我們都還在作筍乾，有好幾桶總共幾百斤。」但說著說著也黯然下來，「幾百斤都沖了了，大小封口機一台也要幾千塊，也不知道能不能要回來一點。」

　　 楊阿姨的狀況更艱難。她戶口也在岡山，隻身前來新發，受雇於李先生，也是孤家寡人一個。大水一夕間沖走了她所有家當。她不是本地人，講起話來怯生生的，古意得連受災損失都不敢去申請，更何況是居住證明。她說：「那些申請都要看戶籍的，我也不曉得開證明要作什麼，李先生叫我去申請看看，我才敢去。」她領不到賠償，卻也不願意離開：「如果田地可以重整，還是希望幫李先生忙，不要這樣就走了，而且附近筍農的帳都是我在記，也要結清楚，跑回來的那些羊跟火雞，也要有人來照顧。既然養了，就是我們的責任。」她不到安置所，而是住在新發當地大善人暫時租下的民宿，天天走四十分鐘的路到砂石滿布、幾近河床的田中，餵食水災後還倖存的牲畜：「把小羊圈在沖壞的貨車裡，有兩隻跑回來的狗會幫我們看著。狗很聰明，你叫他不可以跟你走，要守著田，可是他會趁你沒在看的時候偷偷跟在後面，這時候就要罵他，叫他回去，他聽得懂。」

　　 志工隊試圖打電話，釐清災民身份的定義，詢求是否可以幫兩位申請任何災後賠償，卻幾乎得不到一個確定的答案。縣社會局的人直言：「關於災民標準的規定，我們這裡是沒有，有的話我也很想知道。」鄉或其他部門如健保局則是一個套套邏輯：「有申請到淹水、死亡、安遷補償的就是災民。」打開一整張行政院新聞局發佈，寫滿了各式災後補助項目的白報紙，洋洋灑灑十來項，一通通電話詢問，竟無一條確定可申請的項目。兩位中年農人財產全數隨滾滾洪流而走，只餘各提一個塑膠袋，穿打理乾淨的捐贈衣服，袋裡只有幾張反覆折過的文件以及新辦的身份證，除此之外一無所有。即使如此，楊阿姨還是說：「希望能一天天整理田地，只是怕兩個月以後，不曉得能去住在哪裡。」志工們與公部門電話纏鬥許久，幾乎要拍桌生氣，李先生原本表情愁苦，見狀卻笑得樂呵呵，反過來安慰志工：「無要緊，申請不到就算了。」但是問他接下來如何，他也只能笑笑的回答：「走一步算一步，無論如何，還是想做農。」兩位外地農人孑然一身，生活面臨即時困難，又得不到任何資源，志工隊最後只能替他們洽詢進駐當地的民間宗教團體，尋求民間機構的彈性支援，以稍解這兩位無助失地農民的的燃眉之急。

兩個飯店廚工：八八專案，失去工作

　　在寶來，工作隊又遇到兩位目前失去工作外地廚工，正在當地的國小幫忙清掃。兩位大哥大姐原本在鄰近的溫泉飯店工作，水災之後道路中斷，飯店也暫時歇業，兩人整月沒有拿到薪水，頓時生活陷入困境，卻又不敢離開。因為戶籍不在本地，即使財產也蒙受損失，兩人災後卻與補助賠償絕緣，失業也無法申請賑災專案的工作。志工隊問到最需要什麼幫助，胖胖樣子很和善的大姐，含著笑沒講話，看來粗豪的大哥毛巾擦臉，喝完涼水，半調侃地說：「最煩惱的當然是錢了啦，沒有工作，政府的錢也一毛都沒拿到，只有前幾天一個善人來發錢，才拿到了一千塊。」大姐這才笑瞇瞇地回嘴說：「你還有拿到一千塊，我都沒聽到廣播，我都沒有。」生計沒了，卻也不敢離開，一方面是怕到高雄市也找不到工作，生活開銷卻變得更大，另一方面卻還記著老闆娘允諾他們會發放上個月的工資，飯店復業後也會請他們回去。然而老闆尚未出面，允諾還沒實現，兩個人只好跟了當地樂於助人的鄰長女兒，一批人在小學裡清掃打零工，酬勞很微薄，只堪暫時吃口飯而已。

正在打掃校園的大哥大姐

　　 關於工作的煩惱，還不只一樁。雖然老闆娘答應要找他們回去，中間卻還卡著八八賑災專案作絆腳石。大哥大姐在家鄉保的是農保，不是勞保，到寶來以後也沒換保險，因為農保繳的費用比較少，老闆也樂得不換成勞保。哪知道原本相安無事的想法，水災後卻因為八八專案出了問題：老闆向政府努力爭取用八八專案聘僱人員，然而八八專案卻限制一要有勞保，二是當地人優先。既沒勞保，又不是當地戶口的大哥大姐，一下子居於劣勢，再比不上當地的災民了。而且老闆現在也沒生意作，政府如果要用八八專案補助，不可能不用，這下子老闆還會再找大哥大姐回去嗎？他們笑嘻嘻的說得輕鬆，卻也不敢肯定，只記掛著老闆娘的承諾，不行的話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需要給以戶籍為主的災後補助制度一些彈性

　　在六龜鄉，我們遇到了李先生、楊阿姨、和兩位廚工大哥大姐。災難就像是顯影劑，把災前的結構問題更尖銳地突顯出來。災區的外地人並不算少，但還留在「災區」的「外地人」往往是弱勢而無法選擇出走，只能固著於當地的一群人。儘管我們不能否認會有些災難老鼠會趁虛揩油，明確的災民身份認定確有其必要，但以戶籍制度為主，缺乏彈性的災後補助制度，卻會使已然弱勢的一群「災區外地人」受到二度傷害。

　　以戶籍為主的災後補助制度，需要一些彈性機制，例如在地的村長所發的居住證明等。但即使有這些證明，目前我們在一團亂的災後補助系統中，也無法確知這樣的彈性證明能有什麼幫助。如果這些證明文件沒有被明確納入各種法規、命令，在面對申請補助路途上的諸般行政關卡中，也就只是一張紙而已。第一線的村長看到這些外地災民的需求，知道必須給予這種行政彈性，卻未必能夠被承認。公部門有其嚴謹的部門分工、責任歸屬，令其給予便宜行事是不可行的，唯有把這種彈性建置進災後補助的制度中，並且給予適當的監督，才能夠解決這些弱勢外地災民的燃眉之急、應付災區諸般當下行政法規未能料想到的意外狀況，也為災區留住外來人口的重建活力。法規是死的，而僵硬的制度，扼殺的將是弱勢的活人。

　　 另一方面，在災後重建的各項制度上，也必須注意到各種社會效應，莫令災後重建的資源添於優勢並欺壓弱勢。例如八八賑災專案是否應給予業者作為重建補貼，儘管這種作法對災區經濟重建立意良善，但卻必須考慮到其所產生的排擠效應。弱勢者往往難以為自己發聲，而對非當地戶籍卻亦以辛勤工作滋養地方的勞動者而言，莫讓我們對其視而不見，讓他們獨自背負行政劣勢與經濟劣勢的雙重社會苦果。
　　

災難發生：水來了！土石流來了！

by工作隊成員　佳穎

寶來街上一景

寶來街上不斷響起的喇叭聲
　　「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山上有個堰塞湖，都是聽收音機才知道有一個湖在山上，聽說有7個足球場那麼大…」在寶來國小遇到的阿姨這麼說著，當時位於六龜的寶來村電力、通訊中斷，所有的資訊只能靠著收音機，在堰塞湖潰提之前，大家什麼都不知道，也不知道這次災難會那麼嚴重。「那時候有人說山上的湖崩了，可是街上的人都不知道啊！水就突然來了，你知道那個水不是慢慢淹上來的，是用沖的！人站都站不住！然後那時候街上就有人怕大家還待在家裡，就沿著街道按著喇叭，一直按一直按…」一旁的大哥描述著當時混亂的情景，一旁的阿伯還說：「那時候還在想怎麼有人一直再按喇叭，沒想到水一下子就沖來，什麼也來不及準備就要跑了」那時的寶來街道上一片漆黑，村民說那黑黑的路上只見遠方有車燈一直朝著這裡來，可是後來才發現不對勁，為什麼車燈會上下晃動，等接近了才發現是大水把車、泛舟用的船都沖過來了。 寶來的村民們，就在一片混亂中，開始了他們口中的大逃難。一個阿姨說那時候不知道水會淹得多高，一開始大家跑到寶來國中的頂樓想等待救援，後來有人說那不夠高，又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就這樣東跑西跑，最後五六百人在幾個業者與前觀光協會理事長的帶領下，逃到了位在山丘上的寶來山莊。憶起那段逃難過程，接受訪談的阿姨說那時真的是跑到腿軟，當時她跑到寶來一號橋邊時，差點被積在橋旁的泛舟船給絆倒，熊熊（台語）就要跌入河裡。這段驚險的逃難過程在我們聽來是心驚膽跳，但在寶來國小遇到的叔叔阿姨們卻都笑笑鬧鬧的講述著這段過程，一旁的叔叔說：「若是我們不這樣開玩笑，真的會鬱卒死（台語）！」

寶來國小的阿伯

　　後來在居民逃到山丘上的寶來山莊後，阿姨回想當時的情境直說不可思議，原本只能容納一百多人的山莊，居然同時住了五六百人，而山莊的老闆還非常慷慨的免費提供災民臨時的收容，甚至將冰箱裡的食物全部拿出來分享給大家。說到這裡一旁的阿伯還複述說：「對啊，可是老闆說什麼都可以自己拿，就是酒不行！」說到這裡全場的人都大笑起來，阿伯還小聲的說這是因為老闆捨不得。

　　在笑鬧中聽著居民訴說災難的過程，我們滿是驚訝，驚訝於當時的緊張、當時短時間內各行各業的彼此互助協調，同時也訝異於居民們在訴說災難時，那笑鬧神情背後其實是面對現實無助、無望的悲涼。在場的居民有許多人是戶籍不在此，但實際上卻受到災害影響的「非法定受災戶」，在沒有任何補助可以申請的情況下，生活瞬間陷入困境；而有些人則是受雇於當地溫泉業者，因沒有保勞保至今無法申請政府提供的八八臨工專案，只能靠著一些民間慈善團體所發放的慰問金度日。

　　這些居民們在面對我們訴說的過程中，或許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情緒的釋放，就像其中一個居民說的：「若是我們不這樣開玩笑，真的會鬱卒死（台語）！」在傾訴的過程中，身為志工的我們並不能在實質給予什麼太大的協助，但傾聽他們的訴說，某種程度上來說，也算是讓他們壓抑的情緒有一個出口的對象。


看著土石沖走隔壁鄰居
　　在新開，我們遇到了一對年過八十的老夫婦，他們住在新開村的14鄰，是新開地區受災最嚴重的地方，整個鄰只有兩戶沒有被土石掩埋。走到14鄰，一眼望去是比房子還高的土石，上頭還有怪手在努力清理砂石，撲鼻而來的是陣陣腐爛的氣味，在砂石堆的前端，我們看見僅剩的兩棟民宅，其中一棟就是曾老先生夫婦所住的地方。


　　 曾阿嬤眼睛泛著淚光對我說水來的時候它和她先生正在家裡吃飯，一看到水淹進來就忙著架隔板，她還趕緊把家裡值錢的東西都搬高，但大水來勢洶洶，不一會水就淹到大腿，她和她的老伴站在家門口，就無助的看著水一直從山邊沖來，此時隔壁鄰的居民們連忙來通知他們撤離，一開始阿嬤還說她不想走，但大家就在水流的另一側和她大喊說：「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此時阿嬤才拿了一些重要物品要跟著大家撤離，但望著眼前的大水，阿嬤說她當時真的非常害怕，還好有些年輕人背著她才能順利離開。說到這裡，阿嬤看向離家只有一條小水溝距離的鄰居家，哀傷的對我說：「他們就是來不及出來…你知道他們平常都會來我們家抬槓（台語），現在一下子就不見了…裡面還有好多人…」在阿嬤家水溝之後的住家，在阿嬤被救出之後，馬上就被山上的土石流淹沒，很多房子到現在連屋頂都找不到。阿嬤很難過、很傷心的說著災難當天發生的事情，我接著問她家裡現在是不是需要什麼補助時，阿嬤卻說自己家算很幸運的，人沒事，那些補助應該也不怎麼需要。

　　 阿嬤眼中的淚讓我瞬間感受到災難發生當下的驚恐與無助，但阿嬤之後面對災後的狀況，想著自己家中並無太大損害，就不去特別申請什麼補助的那種心情也讓人很感動，她還一直催促著我們到更裡面去看看，她說那邊的狀況都比她更須要協助。阿嬤的這一番話，讓我想起在我出發到六龜之前，曾有人對我說他這幾天看電視新聞，真的覺得那些災民越來越貪婪，要的東西越來越多，讓他非常反感。但在六龜新發的村民身上，我們看到了不同於媒體上的災民，就算對補助的事項一知半解，很多人都不是那麼積極爭取所謂「自身權益」，反而在斟酌自己處境後，希望我們去幫助一些更為弱勢的人；或者有些人是基於一種「不敢麻煩別人」的心態，進而放棄去申請需經過繁雜程序的補助；又或者有些人是根本不曉得自己有什麼補助可以申請。

　　 這些情況在我們於新開的訪調過程中是屢見不鮮，這群需要特別協助的、不會自己發聲的災民，或許是地方政府、慈善團體機構需要特別注意與考量的。

志工究竟為何來，為誰忙

by工作隊成員 bodu

在六龜的頭二晚住在六龜志工團附近的山城休息站，山城休息站在風災時是無法返家居民的臨時住所，之後是參與六龜志工團的外地志工的住所，住那的志工可享免費的早餐及晚餐。那兩天住在那除了我們這10人工作隊外，還有透過ptt Emergency版揪團的8人小隊。兩組人馬的組成不同，工作性質不同，他們成員來自台北、高雄、屏東，之前並不熟識，我們來自同所學校，去年在「種草莓」學運有合作經驗。他們是協助災後清掃，穿雨鞋、載手套，拿鏟子，我們是訪調，要填表、撰稿，靠紙筆加筆電，還有1張嘴。

前往新發、寶來，為了減少移動浪費時間，另覓住處。結束新發、寶來村的訪調返回六龜志工團，發現有一塊之前沒有的白板，這白板是用來紀錄出勤日誌，包括各別志工的單位、行程、人數，例如：清華社會所志工隊從寶來返回，10人，住山城。六龜志工團的志工宛禾說，她現在每天負責將出勤日誌寫在白板，還用電腦建檔。之前太忙太亂，沒有想到要建檔，很多事都沒記下來。我笑著說，這樣就變得有模有樣，愈來愈上軌道。她開心得說，對啊，有模有樣（之前躲大水時，她抱了筆電就跑，但筆電最後還是受損）。

這幾天看到不同路數、門派的志工，也聽了這些志工帶來感人和惱人的傳聞。像王鵬字課長、李懷錦老師感佩民間車隊的動員能量，並能自組調配出井然有序的運補流程，但對少數車友抱怨安排的路線不夠剌激有所微詞，而自發參與的救災車輛該領取補貼還是自付油料因而引發志工間的爭議，這似乎是人心各異的救災工作無可避免的處境。

另一種情形是1下湧入太多外地志工，不是每人馬上就有工作，1時無事可作的外地志工因此會有抱怨。這令在地志工感到為難，因為以當時路況、安全顧慮，並不是所有災地區都適合前往，人力可及之處往往很快就清掃得差不多，才會無事可作。相對於外地志工來來去去，往往本身就是災民的在地志工卻沒有太多喘息的機會，1直到8月底才開始輪休，但也有像雅倫這種只放了3小時就又到志工團幫忙。

粗淺的畫分，外地志工本身、外地志工和在地志工之間，對於救災、災區認知的差異，使得彼此之間需要花很多心力去溝通，甚至是幹譙。這次我們也碰到要跟各種團體聯絡、溝通、拉扯，頭幾天的行程有時說變就變，計畫趕不上變化。過程中嚐試定位我們這種不以清掃為主的短期工作隊，簡單的說，志工為何而來，為誰而忙，志工間的關係為何？像有別於在地的六龜志工團，不同於已在街上物色好工作站，將長期駐點的法鼓山。我們這種外來、短期志工的角色應以協力為主，視當地需求而調整，特別要主動了解在地所處階段，而不是1頭熱作我們預期要作的事。在新發村就因為沒先了解在地志工已完成的救災申請事項，而造成工作重覆，因而沒和在地志工互動並建立互信。先傾聽、了解才介入，而不是急於行動。討論、溝通本身就是重建的重要過程，這是參與重建階段的外來工作隊的重要課題，如鍾喬所言：

心靈重建的團隊或個人，無論以劇場、舞蹈、繪畫或者以其它說故事、文字書寫的方式，進入災民生活領域時，須即時地與進行實質重建的組織工作者產生密切的聯繫，才得以不再造成受災戶二度困擾，並且發揮超越慈善愛心之外的療傷功能。從人的互助角度而言，這是「培力」（Empowerment）而非施捨。

寶來的三種印象

by工作隊成員 家銘

外地印象

九月一號，我們志工隊剛到六龜的第二天，在六龜村志工團部討論著訪問調查的工作應該從哪裡開始，由於在寶來村已經有認識的當地人可居中接應，因此我們原傾向先到寶來，詎料在志工團部的當地志工皆異口同聲地說：「當然應該先去新發！新發都是在地農民，而寶來以觀光業為主外地人多，應該以新發為優先！」

九月五號，災後已將近一個月，高雄縣長楊秋興帶著副縣長、六龜鄉長、議員和其下屬縣府各主管來到寶來視察災情，與現場溫泉業者、當地居民等開了一個座談會。會議將開始前，在社區發展協會辦公處外面，某位居民力邀正在當場填寫補助申請的一兩位鄰長和其他民眾，希望大家一起去聽座談會：「大家都要來啦！縣長要來開會，那裡不能夠只有業者沒有咱在地人！」

在地與外地。這是我們聽到的一種區分方式。這種方式不只是單純的定居本地的時間長短之分，常常反應的是背後社經地位與階級之差異的感受。

在災後各個場合的協調會、公聽會之中，許多業者急著要政府官員承諾重建、答應溫泉業就地合法化的腳步不得停緩、甚至不滿被大水沖去部份地基的產業遭宣告危樓，嚷嚷著政府逼人太甚…相對於這些規模較大的業者，當地居民在意而屢屢向官員表達的，是農地的沖毀和農作物損害補償、是偏遠村落水電未復、是農保勞保繳不出來…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很容易去型塑大業者V.S.小居民的對立形象，因為任誰都可以想像業者擁有較多的機會、資源、或政商關係，來解決災後面對的難題，而一般勞工或小農就相對束手無策。

這樣的反商情結塑造是簡單容易的。但在我們一一走過寶來各個角落一一訪查的過程中，看到最多的，是觀光業與農業、業者與居民，相互仰賴不可分割的事實。

災難印象

村人們都難忘8月10號那天，荖濃溪上游堰塞湖崩毀時，瞬間洶湧而至的大水，50年來不曾淹水的中正路變成了河道，連逃到屋子頂樓都躲不掉危險，大家開始往山上逃難，位在山腰處的寶來溫泉山莊李老闆夫婦敞開大門，那之後好幾天，寶來村五六百人不分你我全數住在原本只能容納一百多人的山莊裡。我們所訪問的多位果農也表示，當時山樸傳說的陳董、鴻來溫泉山莊的淑惠、前觀光協會理事長吳崇富等，在一片混亂當中帶領大家分工合作、安置村民、協助救援，本來幾乎不熟悉各自從事各行各業的人在那幾天變成了生命共同體。

這些業者多是外地來當地經營的人，平時也許和大部份農民不相熟識說不上幾句話，卻在難時和村民緊緊相互仰賴著。其實不只災時，平常在寶來的農家，年長者多為家中種田主力，青壯者則一面幫忙家裡農事，一面受僱於觀光業如旅館、餐廳等等，以這份收入貼補家用；元旦前後是寶來村竹林地區梅花開展的季節，許多農民藉著種植梅樹，產出梅製產品帶來收入，觀光業藉著賞梅招攬遊客，帶來更多的商機和人潮，就購買更多的農產品…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原本就是如此相互依存著。

因此，我們不反商，我們正視觀光業為寶來村帶來的生機與效益，我們發現這些原本的外地人已是地方上不可或缺的成員。但我們更要說，觀光業者可以再為當地多做一點！

未來印象

災難帶來的危機作為轉機，我們都同意重建不是要回復難前，而是藉此做得更好。1980年代從荖濃溪谷引來的得天獨厚的溫泉，使這裡變成觀光聖地，溫泉山莊一家比一家更精緻更漂亮，隨便走進一家就好像到了世外桃園遺忘了所在。這樣的觀光業是去地方化的。這次的風災，使我們見到彼此的互助是最原初的本能，災難經驗是共同的記憶，記得我們在最危急的時候緊緊依靠著，災後的重建更該建立在這樣集體的基礎上。

社區發展的目的在於對在地居民的培力，使在地人能夠自己動起來，集體構思需求與願景、組織工作付諸實現。這樣的工作許多社區都在做，而觀光業對寶來的社區發展來講正是特色，是不能忽視的經濟資源，更在災難經驗中顯示出是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寶來社區發展不能忽略在地觀光業，或者應該說，觀光業的重建與再起尤其不能離開社區。

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李懷錦老師就提出了一些可能性，其中比如由業者認養梅樹，則原本只在竹林地區的梅樹亦可以用盆植或其他方式搬到大街來，成為整體社區造景的一部份，更在開花季節為寶來大街增添風采招攬遊人。這只是簡單的想像，但背後的精神卻是長遠而豐厚的，是不只考慮自家旅館門前，而是將自己放回寶來社區本身，不只想像自己，而是想像共同的未來。

在楊縣長迭聲答應下，重建的承諾成了公部門與寶來業界和民間共同的希望。寶來觀光發展協會現已轉型成重建委員會，除了觀光業者之外，據說各鄰鄰長也是委員會成員。我們期待，觀光業者對於寶來的重建，能主動積極參與，更投注資源於社區發展上，結合既有的觀光農業、溯溪泛舟等休閒產業，甚至社區大學資源、地方藝術工作者等等，真正落實產業於在地，共榮共存。集體的經驗與記憶，就是在地認同的根本，只有觀光業重新加入地方脈絡，與居民一起規劃共同的將來，外地才會成為在地，災難才會真正成為轉機。

誰的「六龜願景」？──災損補償、產業重建與社會正義

by 工作隊成員 彥碩

　　媒體連日來報導「莫拉克風災重創高雄縣」，而當工作隊親臨六龜鄉，目睹沿途路斷橋毀、土石崩塌的震撼景象，那種真實的心理衝擊，就像是許多災民在家園受創後，腦海中出現的一片空白。作為一種日常生活的斷裂，災難剝奪了人思考和感受的能力，就像訪調時一位災民所說的，「災嘎嘸知人」，除了明確可識的物質損害和無以名狀的心理痛苦，關於未來，關於重建的種種構想，尚來不及好好思量。當習以為常的事物面目全非，天災的混亂又加上人事的混亂，我們更需要先了解在地的需求，適切調整重建的方針和步調，沈靜而細膩地思考災後種種環境、社會與心理問題及對策。

　　時間遠比想像中急切，現象遠比想像中複雜，工作隊在六龜的七天行程涵蓋了六龜、新發、寶來等地，每到一個新地方，就遇到一批不一樣的災民，從他們的各種想法中逐漸拼湊出六龜整體的受災圖像：一方面試圖理解不同地區的受災狀況和重建構想，建構出差異的「災後重建地理學」，一方面也暗中觀察佔據不同資源位置的災民在重建工作中如何組織動員，釐清所謂「災後組織動力學」。除此之外，在傾聽災難經驗、記錄災難敘事的過程中，越發覺有一個更根本的關於受災人群分類與相互之間關係，以及災後的意義治理與分配正義的問題。

　　六龜鄉的災後重建工作並非均質的在推展。當鄉公所還困在瑣碎的行政事務，致使重建效率低落，地方有力人士已經透過私人網絡，完成了災後重建的方案選擇與利益分配。寶來溫泉業者已開始協調當地居民意見，自主組織重建委員會爭取權益，反觀新發的受災農民依然目光憂悒，以勢單力薄的個人力量請求公部門救助，卻只能不斷碰釘子。至於災後重建的意見，農業為主的新發村，多數人傾向原狀復舊，給農民一個至少能維持生計的最低標準，而寶來溫泉業者卻是希望藉此災難的機會積極發言，要求政府儘速完成河堤興建與經營就地合法的承諾。而一些依賴溫泉業者維生的員工，面臨災後失業的困境，竟因資格不符還被排除在許多公部門補助申請的範圍之外，成為失去聲音的一群。

　　即使災區已經從救災、安置到步入重建階段，多方資源、多方勢力所共同造成的一團混亂的後果，仍舊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從農作物被淹，土地被流走，房舍被沖毀，到人被遷離，生活被迫停擺，產業被迫中斷，工作隊七天下來最深刻的體認，就是一切事物都在，卻都不在「應該」在的地方。當然，所謂的「應該」或許也是有待商榷的課題，重建之路應該要回歸過去還是開創新局，應該放任不適合的體制持續再生產，還是暢通訊息交流和深化在地參與的可能性，都考驗著地方的智慧：作為極具潛力和魅力的號召，重建究竟是對六龜未來願景的道德擘畫，抑或進一步白熱化各種相關利益、目的與想像的權力工具？換個說法，是否有可能在災難的實然和重建的應然之間取得社會正義而非恐怖平衡？

　　就災損補償而言，中央政府倉促訂定的重建條例與補助辦法，在面對實際受災狀況時，往往不符合災民需求，反而成為申請補助的障礙。例如，以戶籍來認定災民的標準，無法照顧到部分未設籍人口或隱性親密關係在災區居住與工作的事實；此外，補助偏重房損和農損，反映出對六龜生活與產業的僵化想像，無法涵蓋像是住商、工農混合使用的營業損失。

　　就組織動員而言，外來的慈善團體秉持人道精神，協同掌握知識的專家進入災區，試圖為重建提供選項和資助，卻需要得到在地居民的認同才能順利協助；反觀災民與在地志工自發性的即時動員，有效的回應了多變的災後重建情境，發揮在地知識與實作的力量，展現出有別於公部門綁手綁腳的自主魄力。

　　無論就應然或實然層次來說，我們看到的都是在地力量動得比政府更快也更好。災難發生將屆一個月，當政府高層大聲疾呼要從救災階段轉型成重建階段，我們希望有更實際的作為和更細緻的思考，而不只是信心喊話或者表態大會。從災難經驗中，在地力量已經發展出一套建立於既有動員網絡上的熟練協作模式，這並非高層空降資源和方案所能替代。只是，在這兩者之間，我們渴望看到有一中介機制，連結、彙整政府資源與民間經驗，以確保「社會正義」的落實。工作隊的最後一天，我們看到在地志工在白板上留下許多字句，記著許多從當地居民、志工、地方知識份子蒐集而來的六龜願景，讀著讀著，希望能夠幫助我們更接近重建的正義空間。

為誰服務的政府？

滿足物質需求，才有餘裕思考重建方向
by工作隊成員 鎮宇

災後，歷經初期的救急階段，逐漸進入到安置階段，身心如何安頓的各式問題也慢慢浮現，而這篇文章想藉由一位農民與一位勞工的經歷，來談談人們申請政府各式補助時遇到的問題。

我們工作隊這次到高雄縣六龜鄉，主要待了新發村與寶來村，在新發村社區活動中心前，我們藉著做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並收集人們在申請補助時遇到的問題，一位農民張大哥主動與我們攀談，到他家中時，沒有其它人，只有一隻貓陪伴他，他年紀五十多，是家中老么也是單親爸爸，幾個哥哥都留在台北發展，多年前他也曾北上台北發展，後來還是回到家鄉，他說：「我們兄弟裡還是要有人留在家裡照顧爸媽啊！」風災過後，他把爸媽與女兒送到高雄市區朋友家中暫住，只有自己回來處理後續事情。

這時我們看見桌上擺著一疊各式補助說明文件，有許多畫線痕跡。閒聊後得知他想搞懂農業災害補助的金額如何計算？他想確定如果時間拖太久或金額太少，可能就決定不申請了，想要趕緊繼續耕種，維持家中生計。他整理許多文件，也打了許多電話，過程中遇到一件離奇的事情，他在社區活動中心前看到有張政府張貼的風災諮詢電話海報，不過他打去後發現有許多號碼是空號。我們也依著上頭留的電話打看看，發現除了國防部的電話有接通以外，其餘真的全部是空號！到目前為止，張大哥只知道他的農作物災害補助已提出申請，至於補助金額與核發時間，仍然沒有頭緒。不過張大哥說：「不只我自己辦，我也要幫我鄰居辦，我爸媽跟女兒借住他在高雄市的家，所以我們是互相幫忙啦，這樣講的話我就一定要把事情辦好啊！」

空號的諮詢電話

至於在寶來村，我們遇到一位失業的溫泉業勞工藍大姐，她在8月14號離開寶來，借住高雄市的朋友家中，藍大姐與她的同事們遇到的問題是：不確定老闆要不要繼續營業、有些員工上個月的薪資還沒有領到、老闆在未通知情況下停掉員工的勞健保、老闆有開非自願離職證明，有勞保者可以申請六個月的失業補助，保農保者則沒得領。

工作暫時沒著落的情況下，9月2號這天藍大姐和其餘三位同事一起回六龜鄉公所，要辦理包括租屋補助、淹水補助與健保等問題，卻遇到許多不合理的對待。我們問道：「大姐你們剛從公所出來哦？」藍大姐高高舉起她的手，遙遙指向鄉公所大聲地說：「對啊！我們剛剛從那個地方出來！」

她說她今天去辦淹水補助，就跑了三個窗口，還遇到辦事人員回說：「要申請淹水補助哦，路不是通了嗎？」言下之意便是說為何不去村幹事那裡辦呢？藍大姐回說，他到高雄市區朋友家暫住，回寶來會經過鄉公所，先來這裡辦不是比較快嗎？可那辦事人員仍然接回了好幾次「路不是通了嗎？」接著語氣又略帶急促說：「要辦哦，那照片呢？」藍大姐回說：「我們逃命都來不急了，還要照片？水都淹上來了還要照相？」最後藍大姐堅定地說：「我只是要把手續辦完，爭取我的權益，如果你不想辦，可不可以讓其它科員來辦？」

和藍大姐一起去的同事說，五分鐘後換她去辦，效率就快多了呢！藍大姐說他也沒力氣生氣了：「我已經什麼都沒了，風災改變了我所有的生活方式，我只是希望爭取我的權益。」

張大哥與藍大姐都是積極地面對災難，試圖尋找各式力量讓自己站穩腳跟，雖然過程中遭遇阻礙，但他們的心態仍是合理而健康的，我想這是我們需要把這樣的聲音記錄下來的原因。

反觀寶來溫泉業者，在災後有組織地發聲，在我們工作隊停留的幾天中，就多次遇到鄉長、民代立委甚至是縣長，針對溫泉業者提出的訴求做出回應。我們並不是反商，只是相對於農工階級人們受到的對待，空號的諮詢電話與缺乏同理心的辦事人員，這對比如此鮮明。我們的政府，是為誰服務的政府？如果是為人民，那麼風災過後，農民需要盡快回復耕作，工人希望盡快回到工作崗位，這都是生計上的基本要求，滿足這基礎的物質需求後，我們才有餘裕來思考長久的重建方向吧！

當我們說「災民」的時候到底在指誰？

by工作隊成員 俐文

　　當我們說「災民」的時候到底在指誰？這個曖昧不清的問題有兩種討論層次，一方面是實質補助制度對災民的定義不清；另一方面則是災民被各式媒體呈現的方式，以及在我們的想像中，所謂的「災民」究竟是怎樣的一群人。關於前者已有許多討論，例如現行利用戶籍定義「災區居民」的作法，落實到現實會導致各種問題：戶籍不在災區卻在災區生活幾十年的民眾，雖然同樣受災，卻無法申請補償；因為災害而在災區失業的勞工也求助無門，有些人甚至因為雇主擅自停掉勞保，不只無法看病、連失業補償都不能申請…。至於後者，雖然看似沒那麼緊急、與實際業務不那麼相關，但這些長久根植在台灣社會中的「主流災民圖像」往往變成各界看災區的判斷標準，對於災後重建要「怎麼做」有著深遠影響。

　　在救災階段，馬總統接受外國媒體採訪脫口而出「他們不肯撤離…」「他們沒有理解到…」等話，引起一陣嘩然，然而，暫且不論位居總統身份居然如此失言的個人問題，馬總統所言其實反映了社會中對災民既定想像的其中一面：將災民去理性、愚民化、貪婪化。在各災區先後進入重建階段的現在，這幾句話以不同形式、修辭借屍還魂，以相同的邏輯在不同地方出現。從前有人對我說，他覺得災民就是不理性，就算政府說這裡已不安全不能住人，「他們」也不可能搬走，就算有專業人士鑑定也只會被視為政府的走狗，「他們」不可能會相信。實際上，我們在災區看到的現象並非如此單一同質，新發村的農民伯伯對我們說，他覺得這次就是天災，政府已經盡力了，他也不想申請什麼補助，那些都留給更需要的人，他只希望能夠復育農地繼續「靠自己的力量過日子」、「只要有土地就有希望」，當然，如果農地已經不可能復育，至少給他一塊新的土地、或是請國家把土地徵收。實際上，伯伯正是以一種理性並試圖考慮他人處境的方式表達自己的需求，並將他的期望排出順位。

　　在以觀光業為主要產業的寶來村，我們也遇到業者表示有些地方的環境已太過危險，不再適合開發型觀光業，可能要轉型讓環境有一段自我修復的時間，甚至是把產業收起來不做。當然，舉出這些實例並不是要建立另一種單一同質的災民圖像，工作隊在六龜鄉的這幾天我們也看到有資源、有管道的業者找來立委共商大計，希望爭取減稅、貸款優惠，或是對來訪視的官員請求，希望用工程方式將被土石流改道的荖濃溪再堵回去，這樣他們在當地的投資才不至於血本無歸。

　　災民並不是同質的，在他們之間存在許多差異，即使在同一地區一起受災，他們能夠用來爭取權益、發聲的資源也大大不同。這是我們在災區中看到的實況，然而在災區之外，對災區的臆測與揣想往往將災民同質化，而且是選擇性以某一群人來替代全體，造成的社會性後果便是這樣的臆測直接影響各方想像重建的模式：或將全體災民去理性，當作被悲傷沖昏頭的洪水猛獸防堵；或將全體災民貪婪化，深怕被他們逮到機會予取予求。無論何種都無法真正理解不同災民的不同期望與處境，不去調查理解，而只是想像災民的無理性與貪婪，最後得出的重建計畫自然也會是陳腐而且脫離在地脈絡。

　　許多在地志工自己就是受災戶，有人在外奔走了好多天，卻因為道路還未搶通無法回家查看。在行政區劃上同屬於寶來村的蘇羅婆，因路況不好形同被隔離在寶來之外，已經一個月卻還沒水沒電，有居民每天想辦法出來幫鄰居辦補助、傳遞消息希望送發電機進蘇羅婆。大水把中正路淹的幾乎可以溯溪的那天，寶來村居民紛紛往高處躲避，建地在高處的民宿業者讓所有逃難者住進飯店，想辦法在本來只能容納三百多人的空間中安置進五百人，擔心夜裡天涼，業者還把所有棉被都拿出來，棉被沒了拿床單，最後連毛巾也都拿出來蓋。被安置到飯店的人也各自分工彼此協助，有人料理三餐，有人提供油料讓開怪手的人搶通對外道路求援。

　　一場災難可能撕裂在地的鄰里感情，卻也可能激起彼此同在一條船上的合作精神，然而在災區之外，對災民想像的另一個側面卻是將他們去能力化，好像災民面對災難毫無應變能力、不具有生活技能、甚至無法規劃未來願景，只能被動淒苦地等待外來力量的「專業」協助。在救災階段災區當然需要第一時間的即時救助，然而到了重建階段同樣的作法可能造成災區無法承受的負擔。甲仙鄉本有在地長久經營的愛鄉協進會、社區發展協會等組織，對在地的了解勢必比外來力量更為深刻。災後慈濟與鴻海聯手打造永久屋，希望用外界的強勢力量幫助災區重建，利益固然良善，然而這急如星火的步調似乎繞過了這些在地耕耘已久的組織。在救災階段空投物資是因為對外道路受阻，必須解災區的燃眉之急；然而到了重建階段，這些規劃遠景是否也可以用「空投」方式？無論在地的脈絡、資源、居民的期待與想法為何，都這樣大量生產一體適用？在我們離開六龜的那天，六龜志工團的白板上寫了滿滿一面關於六龜未來的願景，這是在地志工、前來關心的居民、公所人員、外來志工在不斷交換資訊、聊天的過程中慢慢沈積出來，由在地志工紀錄在白板上，包含對硬體設備的建議、未來產業的看法、社區營造的可能方向、無限通訊網絡的設置…等，是希望讓六龜變得更好，而不是只恢復災前的狀況。在地災民並不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受難者，將他們去能力化的往往是外界對他們的想像，這往往造成具有強烈濟世情懷力量的進駐，對災區重建究竟是福是禍，值得我們再三考慮。

　　在災區之外當我們想到「災民」，腦中出現的或許是愁苦哀傷又無助的臉龐、或許是那些找來媒體、立委請願，聲稱自己的發言足以代表全體村民的身影。然而真的走一趟災區便會發現事實並非那麼單一同質。當我們說「災民」的時候到底在指誰？是誰擁有管道發聲？誰特別貪婪？誰十分無助？誰在第一時間就組織起來自救？誰提供自己的產業救助同為災民的街坊？誰囤積貨物？誰嫉妒拿到更多補助的鄰居？誰因為怕被說閒話不敢申請補償？誰打到空號電話？誰不識字沒辦法填表格？誰對公所的公務員摔電話？誰說我可以代表全體災民的利益？誰說我要讓河流改道？誰說我不願離開家園？誰說重建應該是與環境永續經營？如果政府、民間力量以及我們所有人依舊用單面、刻板的方式來想像災民，那麼，「他們無法理解…」或「閃開！讓專業的來」的鬼魂便會永遠縈繞在所有災區的上方，為重建之路投下深重的陰影。

寶來大街小鋪一景

寶來大街小鋪一景
by工作隊成員 柏嘉

上午九點半，天氣正好，中正路上的一間小鋪裡，四、五人正圍坐在一張小木桌旁聊天。戴著寫著「鄉公所志工」名牌的三位年輕人上前打招呼。「你們好，我們是研究生，想瞭解一些事情，可以跟大家聊聊天嗎？」「好啊，我們給你們研究。」

從大水沖上中正路，到抱著發燒的老么的逃難經過，到村內的共同協力維生，到搭乘直昇機離開又返回寶來，到農地農產嚴重損失，到對修路治水的期盼，這幾位農人邊笑邊聊，而志工們則是邊想像著各種畫面，邊守著研究倫理，面略帶悲傷。一群沒有工作可做的人們，一群正在進行訪談的人們。

「我們事發第四天才坐直昇機出去，在外讀高中的老大看到我們，眼淚掉不停，反而是讀小三的老二不斷安慰他：『命還在就好了，沒關係，不要哭。』」這位媽媽一連重複了老二的話五遍。其中一名志工盯著這位媽媽又大又水汪汪的眼睛，深怕在她和大家的笑語中看到一滴眼淚從臉頰滑下。

行政院水利署的灑水車緩緩灑水經過。寬敞卻空蕩的中正路，別說遊客或志工了，連村民都缺乏上街的興致。

「我們在這裡是災民，出去就變成難民。」一位大嬸這麼說，彷彿在呼應志工們讀到報導與評論的一句：「災民能有什麼打算？一切都靠政府憐憫。」這位志工將「你們再來有何打算？」吞回肚裡，卻認真想著「你們可以不是這麼無力的！」但是，他仍無法這麼表示。因為他知道，在昨日的氣象預報告知雨量即將來臨時，他考量的是「不走，我們會不會下不了山？」而這些坐著聊天的人們想的卻是「走了，我們會不會回不了家？」

「調查沒有用的啦！雨快來了趕快離開這裡，不要造成我們的麻煩！」一位騎機車到來的大叔看到我們，馬上就不客氣地說。他似乎是其中一位大嬸的先生。他又對著那位大嬸繼續罵：「若他們是你兒女，你會不會擔心？」志工們彼此間心照不宣的假設被賞巴掌般地一語道破。

同樣是承擔不起的「回饋」：幾天前，這幾位志工才因為拜訪新發受災的阿嬤，受了阿嬤特地外出買給志工的飲料的大禮，以及志工離開時抱著的兩大串阿嬤自己種的逃過大水與土石一劫的香蕉。

災難是改寫地方開發思維的契機

by工作隊成員 擠擠

沖刷過的地基如懸崖峭壁

鄉長在哪裡：砂石、溫泉、工程重建思維的利益基礎
清華大學工作隊進入六龜地區首日，便參加了在鄉公所由法鼓山所主辦的重建說明會。法鼓山以民間慈善機構的身份認養六龜鄉五年，與公部門合力承擔六龜鄉的災後重建工作。此次會中討論的主要議題是關於六龜鄉重建的方向，由法鼓山團隊（包括其延請的工程專業人士）與六龜在地知識份子（當地中小學校長等）一同討論包括組合屋興建與否、擇地、時程等相關議題。在如許凝聚重建共識的會議中，卻未見到代表公部門的六龜鄉長出席，而詢問在地志工隊的結果也是：「連我們也很少見到鄉長」。

工作隊在第四天離開新發，進入以溫泉觀光聞名的寶來，當天在陰錯陽差的引介下便意外地見到了鄉長。在一間小喫茶店裡，鄉長正與四、五位溫泉業商討重建議題，包括該如何使先前水利局勘災官員的重建工程承諾兌現、既有的環評問題在重建中該如何因應。在這種小型會議上見到獨自一人，並未帶任何公部門職員的鄉長固然令人訝異，在百廢待興的六龜災區中，「鄉長在哪裡」，資源在就哪裡，鄉長所代表的行政權力做為一種資源如何分配，其緩急輕重的取捨邏輯也昭然若揭。

災難的重建工程使資源一再空轉
「鄉長為什麼一直在這裡？」是後兩天工作隊觀察的疑問。在第二天，鄉長與寶來當地溫泉業者，一同迎接前來河岸勘災的水利局官員。在大水沖刷過如懸崖峭壁的崩塌地基下，業者指著裸露斷裂的溫泉管線，揮舞雙手激動地說：「一定要重建成原來的樣子！」官員也承諾，將在三年內以估計一億元的預算疏浚、遷移河道、並以蛇籠貨櫃工法填補業者流失的地基。在期間鄉長全程陪伴，並在其後的會議中一再重申重建工程對寶來地區及六龜的重要性。第三天，楊秋興縣長親赴寶來地區聽取業者意見，在會議上承諾寶來溫泉區一定要重建，並提到砂石疏浚的利益使公務員避嫌消極，使災後重建遲滯，敦請中央放鬆法令束縛，加速疏浚工程。此外，楊縣長並提到「建議除需要專業人力機具的大型工程外，優先向當地採購。」，並承諾加速業者合法化腳步，以使業者能順利向銀行貸款。(1)

工作隊在甫進入六龜之初，就聽到當地說法：「寶來是六龜的火車頭。」如今重建之務，自是將火車頭率先添油上火，並不令人意外。但在火車頭啟動的動力學當中，我們可預見砂石利益、溫泉業者逃脫環評的正當性、以及工程重建思維三者環環相扣的共生關係。為了捍衛在政治上雙生的地方派系利益，民間採取砂石及溫泉業者重建兩者的利益都需要透過切實的工程取徑才能獲得，而也就不難想像兩者共織的權力網絡，將強勢推動工程取徑為主的重建方向。而工程一動，耗費鉅資的重建資源也就落在此共生的利益關係上，別無他途，甚至可以做為業者逃脫環評的壓力：既然政府承諾業者重建，也投資了重大工程為其「打地基」，焉有不令其便宜「補正」環評以利向銀行貸款重建之理？關於寶來鄉政派系影影綽綽的砂石傳說，以及溫泉業者上達天聽的政治連帶，二者相和唱出了六龜重建首波的寶來工程大戲。

莫拉克颱風重創六龜鄉，但並不是近年來唯一造成災情的颱風。敏督利颱風時寶來也曾嚴重受創，而據工作隊對當地居民的訪談，前年已降也疏浚過荖濃溪。但颱風天災一來，過去的工程經費也全部沖入滾滾洪流當中。根據水利署第七分局的業務統計，九十五年以降光六龜鄉荖濃溪段沿岸設置蛇籠堤防與疏浚的工程經費就超過一億四千萬(2)，但在颱風大水中，盡數化為烏有，而災後重建工程又將重新耗費鉅額的工程治水款項，來支持荖濃溪沿河地帶好山好水、持續開發的觀光產業。

翻轉開發思維、納入地方意見
寶來一帶的密集溫泉開發，建立在多斷層與破碎帶的荖濃溪沿岸，本有多可詬病之處(3)，尤其是縣政府力推的環評補正過關，在這個多風波的斷層地更是令人質疑其正當性(4)。更大、更新、更好的開發案，被認為是寶來地區溫泉觀光發展的動力，在歷經敏督利的災害後，縣府仍著意規劃寶來首個五星級飯店BOT建案(5)，並且在今年四月強勢推動業者合法過關：「在縣府主管會報上，縣府機要秘書黃福生對地政處一味墨守成規表達不滿，楊秋興也語氣強硬的表示，『科長若不能配合就調整職務』」、「楊秋興指出，全台灣許多溫泉旅館幾乎都是違法，有些蓋得不錯，但等級不夠。縣府輔導業者將土地的分區使用變更為溫泉觀光用地，希望業者繳交回饋金後，可以利用土地，敢於投資，老舊建物就拆，新建高級旅館，對觀光才有助益。」(6)這種開發取徑的觀光導向，在歷經這次八八風災之後，又將以重建工程還魂繼續。原有的高級旅館沖走了，又以工程疏浚、填地基，繼續新建高級旅館，等待下一次天災來臨一切重演。

工作隊與地方民眾及社造人士訪談時，發現在主流的開發思維之下，其實亦不乏反思的聲音。在強勢的重建聲浪之下，在地團體也提出了第二條路，希望土地休養生息、改變發展式觀光型態、建立以深度旅遊為主的思維。不應以大規模開發不斷吸納遊客，而是必須發展深入地方脈絡、主打地方特色、量少質精的觀光型態。但是在主流聲浪急迫要求重建、地方利益環環相扣的夾擊下，這樣的聲音很微弱，位置也相對困窘。地方意見若要被重視，仰賴地方政府主動翻轉思維是不可能的，中央救災法規的工程主導型態更不啻是雪上加霜，作為大的重建指導方針，極有重新檢討的必要。在地方實作中，在地居民與外來團體的相互刺激、反思與連結發聲，才是使此種思維能夠緩慢發酵、逐漸實踐的動力。當地居民也坦承：「過去重建的景況是大家比較習慣，比較立即提出來的，路壞了就要修好，橋壞了就要建斜張橋，基本上是要更大的開發…這裡的特性是不是適合這個樣子，值得再討論。」在地居民也許熟知此種開發、工程邏輯的運作，但確實認識過去工程重建邏輯的各種環節運作與缺陷，是推動反身檢討與重新思索未來發展方向的第一步，也是在地組織的第一要務，同時外來志工、跨地方平台必須也互相交流、發聲、刺激，才能使其有動力持續下去。內在的認知與反思、外在的連結與刺激，是使地方改寫災難開發邏輯的契機。

工作隊離開六龜鄉以後，回首殷殷企盼當地新生團體，能肩負刺激與匯聚在地意見的責任，也期待外來者能持續關注、監督、連結災區。莫使災害一再鞏固、令一再重複的便宜重建工程消耗掉地方的共識與能動性。但願願景能發芽，我們能以在地意見與外地發聲來共同守護，使災難後能得新生，莫成為縣市合併前海撈的最後一票。

河床上絡繹不絕的砂石車

(1)砂石疏浚緩不濟急 楊秋興再籲中央鬆綁法令 2008年9月7日中廣新聞網
(2)資料來自水利署第七河川局網站業務統計，96疏浚年報，97河川疏浚工程。
(3)以高雄縣寶來溫泉這些重災區為例，布滿斷層和破碎帶，偏偏有吸引人的溫泉，加上拚觀光到處招攬遊客，以致該休養生息的山林，湧入愈來愈多住民，深入險境； 而多次地震的板塊擠壓造成地層鬆動、位移，早就危機四伏，政府、人民都不知情，加上人為濫墾與開發，一遇超大豪雨傾洩而下，造成難以收拾的災難。（治水檢討／一條河四單位管 國土監測沒人做 聯合報2009年8月17日）
(4)水保部份，縣府農業局表示，一直配合寶來溫泉輔導合法化，原行政院規定必須平坦地，且無開挖整地才免擬水保計畫，經極力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請釋，將平坦地去除，只要不開挖整地，由技師簽證水土保持安全無虞即免提水保計畫。（輔導寶來溫泉合法化　楊秋興指示加速辦理 大紀元週報2005年11月8日）
(5)寶來蓋五星飯店─中鋼傳撤資 楊秋興不放棄 自由時報2008年12月9日
(6)寶來溫泉飯店合法化 8年原地踏步 自由時報2009年4月8日

讓在地資源站上災後重建的舞台

讓在地資源站上災後重建的舞台
by工作隊成員　蔣昕

有著好山好水的高雄溫泉勝地—六龜鄉寶來村，面對莫拉克颱風豪雨帶來大水溢流滿街的緊急時刻，居民們同心協力、組織起來，各自投入一己之力，也提供資源供彼此使用。往高處避難的居民在溫泉山莊找到棲身之所，颱風未停的夜晚老闆拿出棉被、被單、毛巾給人禦寒；各家餐廳裡備用的食材成了交通中斷時的糧食來源，當地的廚師、志工們為六百多人烹煮餐點讓人填飽肚子。災難來臨時，在地資源滿足了對食物、住宿與安全的需求。不吝於分享的心態使得寶來人能互相幫助，共度難關。

面對水、電、通訊、道路中斷的困境，在地人也運用自身專長突破困境：在地的電信人員試著架設基地台；原先的巡守隊、救難隊運用無線電聯繫，確認各區域村民是否平安；怪手駕駛蒐集了每家每戶僅剩的汽油，挖出一條路通往加油站，加滿油後再往返各地修補道路。村民告訴我們，在地人開怪手的技術高超，即使兩台怪手近距離同步工作也不會互相干擾，能夠搭配得天衣無縫。

地方上也有許多重機械的人才

在災難來臨的當下，居民由下而上地隨機應變，自動自發向外界聯繫，這樣互助合作的情境展現了地方的力量。災難過後，地方是否也能透過居民的主動參與，各行各業投入專業、人力與設備，攜手重建自己的家園？

「在地資源在地利用」提供在地居民「重建自己的家園」的心理動力，在硬體設備的重建之餘也兼顧了心靈重建，為災後無力的心靈燃起想像未來的希望；在原有工作脫離常軌的當下，若能投入自身勞動於重建事務中，為自己的家鄉貢獻一己之力，不但利於社區意識的凝聚，更能照顧生計問題。

另外，在地人投入重建也能兼顧高效率與高品質，人力與設備的在地利用減少遷徙調度的成本，而建造自己的家園總是不可能馬虎，就像村民告訴我們的：「同樣是修橋鋪路，我們來蓋一定會非常用心，因為那是我們自己要走的。」

然而，災時由下而上動起來的在地資源在重建時期卻無法派上用場。以工代賑的八八專案名額有限，無法妥善運用在地人力資源；河床開挖事務層層外包給工程公司，我們得以想像未來的修橋鋪路也是如此，但每年修每年壞，外地的工程機械進進出出，在地的重機械人才卻還是閒置，束手無策。

政府規畫災後重建方針時，應考慮到在地資源的運用，而非不顧當地資源，盲目投入人力物力；災後募款得來的大筆經費若能妥善分配，也能成為活化在地資源的動力。災區民眾不應是受人施捨、憐憫的災民，而是重建舞台上的主角，投入力量興建自己的家園，是在地居民的權益。

在地餐廳業者提供工程人員、志工餐點

註，文章投稿於自由時報: 寶來的光榮與遺憾／請讓在地資源站上災後重建的舞台

無形災情─鄰里情感的受創

無形災情─鄰里情感的受創
by工作隊成員　大樂



　　工作隊第二天，在本地志工的極力推薦下，我們調整行程，前往六龜全鄉死傷最嚴重的新發村。還沒抵達新發村，沿途盡是實體環境大面積的毀壞，「重」災區的意義逐漸立體化，掏空的地基、灰濁的滾滾溪水、臨時搶通顫巍顛簸的小路、大幅剝落的山壁，怵目驚心。進入村子，土石流大面積埋沒道路、農地、家屋，許多房舍被泥石緊緊包圍。以農業為主的新發村，位在荖濃溪畔，村後山壁沖下的土石流、荖濃溪爆漲的滾滾洪流，讓新發村腹背受敵，災情嚴重，無論住屋 、農田，許多居民面對多重損失的困境。然而，災情之重，不只是家園的毀壞、財產的流失，還包括心靈層面的重創、社會關係與人際紐帶的割裂。

　　家裡淹水、農田沖毀、作物泡湯，生的農地陷落為河川一部分，能否復耕未可知，半年的心血與未來的生計一併沖入河床，接下來的日子何以維生？而災後開具證明、補助申請的辦法與窗口混亂分歧，重建方向不明而緩慢，單一個人面對龐大複雜的公部門體系，經常受挫，許多人災損證明辦理遲未完成，更別談補助款項了，這樣的困境，是我們在新發經常聽到的情況。農民劉大哥亦是其一，聽劉大哥說著家人的現況，他的孩子因新開國中受損送到六龜住校，太太終日鬱鬱寡歡，均是身障人士的父母乏人照護，「我太太每天都很擔心，我怕她再這樣下去，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啊!」家園毀損重建的壓力，快要壓垮個別家戶的內在情感結構。

　　莫拉克走了一個月，山間谷地的家園破敗依然，居民的憂慮與壓力是沉重的，但他們在熟人面前卻不能說、不敢說，不只一位居民表示，在外來團體訪調前，他們不太能向人訴苦，不願在鄰人面前講太多。三號下午，我們與劉大哥訪談時，他最初語帶保留、欲言又止，當一旁聆聽的鄰居，試圖探聽劉大哥地裡的實際農損，他更是小心翼翼，只想快點結束訪談。然而，當鄰居移到一旁接受其他同學訪談，剩我們與劉大哥對坐，他的話匣子漸漸打開。

　　這樣的難題，一方面是因為全村都是受災戶，家家戶戶都有損失、都滿腹苦水，另一方面，則是災變過程使鄰里情感生變，救災系統與辦法的混亂、資源分配的問題，引發了猜忌與不信任。

　　急難慌亂之中，許多團體賑災資源的分配，無法即時考慮災民間狀況差異去進行分配，同時，公部門的災害鑑定權責由特定地方人士把持，鑑定排序先後、資源取得的多少，與在地既有勢力糾纏，無論在權力關係的邊緣或核心，個人往往得自力救濟，以奪得先機、「先搶先贏」。災後的恐慌不安，也使部分災民囤積物資。資源取得的多寡，沒有一定的執行辦法，混亂引起彼此的猜忌，在鄰人面前不敢透露自己的真實損失、擔憂他人知道自己提出申請補助的數字。很多難處無法和鄰居交換，還有一些情況則不能說。

　　相似的情況，在寶來以另一種形式展現。我們與溫泉業者主導的重建委員會進行工作會報，會議主持人相當在意我們的資訊，究竟得自哪些受訪人，他說在地人才知道這些話「可不可信」。信與不信，在外人我們眼中，看見的是「災民」這個統稱的異質分歧，大業者、小業者、普通商店、農民、公部門，經驗與處境的差異，使他們的觀點與需求不同，而重建資源有限，先搶先贏的競爭，隱隱發酵。

　　災難帶來的劇變，暴露出地方既有的政商利害關係，改變了在地居民日常互動的組織與情感連帶，家園毀壞在個人層次也留下陰影。引咎下台的劉揆，昨日臨別贈言提及，重建工作不是只給同胞一個房子，而是給一個家園，這才是化危機為轉機的典範。在農村，家的想像不只是一棟房子，而是世代耕作生活的土地與生活環境，「家園」的意義在傳統聚落裡是深刻整體的，以土地為基礎的家園，承載著血緣親族的歷史、情感與責任，而家園重建的路很漫長。硬體重建的部分，需要大量財力投入，也相對清晰可見，心靈與情感組織的質變，復原程度卻難以測量。災變之初各界愛心蜂擁而入，新聞熱潮過後，關注轉移，災區逐漸被遺忘。災民得救了，卻未必重生，救災急、重建慢，重建的過程中，人心與社會關係的修復，地方社區或社群連帶的發展，如何能在危機中正向發展，需要更多長遠細膩的關注。


　　　

不要以都市邏輯來判斷農村處境：關於災損補償標準的一點討論

不要以都市邏輯來判斷農村處境：關於災損補償標準的一點討論　　
by 訪調工作隊成員　俐文



　　這幾天我們在新發村幫忙調查在地居民的受災狀況與重建需求，卻發現當我們想從政府法規找到幫助災民的管道時，碰上不少困難。在受災調查部份，房屋受損狀況是以全倒、半倒、無損傷來判定，並依此種分類來做相應的補償。然而，實際狀況卻非如此單純。

　　新發村17鄰有一戶被土石整個掩蓋到房屋後方，水災當天只聽到轟隆隆的聲音，不久被水流沖刷而下的土石將屋子包圍了起來，大門外的泥水一直累積到腰，鐵門根本拉不開，後方的窗戶也被土石衝破開始侵入房屋，最後居民是從窗戶逃出一樓，想辦法到二樓躲避，整個晚上都無法安眠。災後，房屋後方卻只清出一人能過的距離，大量土石依舊累積在房子後方，若是再有暴雨，這些現成的土石流材料勢必會立即威脅家戶安全。然而，當戶長阿嬤想請怪手來清這些人力無法清除的土石時，卻被告知要請怪手必須自己付錢，對生計已經受到嚴峻影響的這家人無疑是雪上加霜。因為房屋本身未遭毀損，無法適用全倒、半倒的補償措施，雖然已經形同住在危樓中，這家人卻無法得到任何資源來重建一個能夠安身立命的居住環境。

　　這樣的狀況並非特例，在新發我們看到許多被土石包圍起來的房子，都因為建築物完好無缺被判定無損，頂多淹水過深判定半倒。現有的判定標準只以家屋內部做為考量對象，卻無法顧及周遭環境變化對家屋造成的影響。關於阿嬤一家的困境，最後是村辦公室的在地志工做了一張表，寫上已知有類似需求的家戶資料，再請怪手去幫忙。我幫忙填阿嬤兒子的聯絡方式時表上只有兩戶人家，然而有此需求的家戶絕對不只，要是沒人能幫忙反應，居民也不知道該怎麼求援，只能各憑本事或坐困愁城。

　　幫忙做受災情況調查時，有不少居民都提到農地復育，有一個伯伯提到，房子如果倒了可以重建，但農民賴以生產的土地要是流失，就連什麼希望都沒有了。土地對農民來說，不僅是家屋坐落的地方，也是重要的生產工具，每日的生計完全仰賴土地長出來的農產，這樣的意義可能不是都市人的產權思維能理解的：生活在都市中可能背了大半輩子的房貸才能擁有一間自己的房子，對房屋的感情非常強烈，這並不是說農民對房屋的感情淡薄，而是希望強調在不同的生活環境、產業中，農民對土地的情感必須被重視、並納入重建考量。土地對農民來說更有文化上的意義，是祖先留下來、自己要代代傳給子孫的產業，有許多居民都提到土地如果無法復育，不知道該怎麼面對子孫或跟祖先交代。然而，現有的損害調查卻是以都市邏輯來判斷農村處境、這樣的判定標準與重建思維是否能適切反應農村需要、進而給予有效補償、為重建規劃提供確切資訊，值得多加考慮。

　　如同前述，災後的救難階段不能只停在確定建物無損，周圍環境可能造成的安全也必須被重視；重建所指的也非只有重新建造房舍，而是要重建一個能安身立命的生活環境，要將在地既有的生活形式、產業納入考量，必須先對在地的狀況有所了解，不能只抽象移植都市思維，否則很可能會對農村造成二次傷害。

法鼓山六龜鄉災區重建總體營造規劃圈

法鼓山六龜鄉災區重建總體營造規劃圈　　
by訪調工作隊成員　Z&花

　　災區的一切都很亂。八月三十一日，我們搭車來到高雄六龜鄉，愈靠目的地，就經過越多的搶通路段，親眼目睹許多土石流、山坡崩塌地。我們來到的是真實的災區，而非電視媒體報導的災難景象。到了六龜，我們按照計畫與觀光課的王課長接洽，參加一個由鄉公所和法鼓山共同促成的災區重建會議，「法鼓山六龜鄉災區重建總體營造規劃圈」，受邀者包括地方社大老師、景觀規劃學者、宗教人士、地方中小學校長及一些受災居民，分享九二一重建經驗、交換對未來重建的願景。一進會場，我們就感受到一股混亂的氣氛，不只是災難本身帶來的混亂，也是對未來遠景想像的尚未明朗。後來我們得知，當天上午還有一場召集村民跟村長的會議，經在地志工轉述，村民會議還是傾向各自表達需求，甚至會有相互打斷、爭執的情況，尚無法整合出一個跨村、甚至以整個六龜鄉為思考單位的整體需求與願景規劃。

　　我們進入會場時正在說明九二一組合屋的使用方式，會中認為組合屋只是一種建材，優劣取決於「人怎麼使用組合屋」，是很有彈性的，也能因應各種規模跟聚落大小。在蒐集六龜鄉基礎資料時，發現當地以散村聚落為主。我們覺得興建組合屋也必須考量原先的居住型態與既有社會網絡，而非只停留在尋找可用土地與建物結構。作為永久屋重建之外的另一選項，法鼓山的組合屋構想試圖讓未來的社區發展、規劃不受限於產權問題，以求取更多空間審慎討論其後的規劃，而不是在短期內就做出可能對未來造成重大改變的任何決定。

　　參與會議的公所人員只有少數幾個較為熱心的公務人員，他們透過在地方經營的人際網絡聯絡各與會人士。會議的預期目的是串連社區內外不同力量共同參與重建討論，但卻感覺更像是法鼓山的「政策說明會」。與會的居民似乎將法鼓山投射成「類似政府」的角色，給予他們很大的期待，弔詭的是，法鼓山在會議上再三強調法鼓山並不是政府，有些事情是他們無法承諾的。我們發現在重建、甚至更為長遠的社區規劃上，有許多牽涉國土規劃、都市計畫或城鄉發展的「國家制度」層面，是一般民間團體所無法處理的，他們一方面無法碰觸到國家層級的制度決策，另一方面，國家的總體規劃、調查是中央政府無可規避的責任。在環境使用上，中央政府必須建立一套通盤、全國性的資料調查與未來規劃。同時，這些資訊也應該盡量透明化，讓地方政府、居民、NGO團體都能夠取得並了解。如果沒有這個前提，地方重建或規劃往往淪為地方居民意願、民間團體的介入、以及中央政府的制度規劃三者間，各自揣測、在虛擬共識中勾畫未來，卻在資訊不足、不對等的狀況下，變成無效率的資源內耗。

　　由於會議現場許多不全面的相互想像與未加深慮的抽象移植，我們感覺鄉公所和法鼓山所期望凝聚的重建共識，在來自各方力量的異質意見中，不斷等待被確定下來，但卻又因為無法精確對在地受災狀況與重建需求有所具體掌握，聽在我們的耳中，更像是一些虛無口號的提出和重複，至於重建規劃到底如何執行或者適不適合執行，有沒有考慮災民的需要和感受，似乎還沒有被謹慎關注，就像是在房屋建造過程中先決定了屋頂的部份，卻還不清楚地基何在。會中拋出不少期待，但在會議結束時卻無法統整各方意見，形成一套確實可行的重建綱領。法鼓山所代表的宗教力量秉持慈善救助的精神，強調災民在生活重建與心理重建方面的迫切性；作為公部門代表的鄉公所，內部一些公務人員也希望把重建做好，但卻好像無法提供充足的行政資源。在此次水災救助中，這些空隙往往必須依賴動員額外的志工人力和民間賑災資源來補足。然而，重建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只靠這些零星、突發性的資源供給是否是長久之計呢？

　　一個重建會議牽涉這麼複雜的人際網絡、價值判準與政治利益的糾纏，最後得出卻還是特定、片面、飄渺、打不到點的結論，反倒更像是一場各自表態大會，同時，有許多災民還沒有機會發聲，離共識凝聚的階段還有一段距離。一團混亂的程度顯示出鄉公所在災後重建上的失靈，難以進行意見彙整，凝聚社區共識。我們知道凝聚共識需要時間，災後重建涉入的社會因素遠比救災更加複雜，急於得出結論並不能解決問題，但是也不能毫無章法的見招拆招。特別是必須全面調查災民客觀受災狀況與主觀受災處境，以利做出審慎評估和決策。我們不想要急就章的重建災難，我們渴望一個更加周延而適切的災難重建。

六龜訪調工作隊

頭前溪社裡部分清華大學的研究生，在莫拉克風災後的九月初組織了一個訪調工作隊前往高雄縣六龜鄉協助當地志工團進行訪調工作。部分成果即為在當地觀察、記錄後撰寫成的文章。在取得同學得同意後，這些文章會陸續刊登在頭前溪社的部落格裡。

訪調工作隊的緣起、組成、可以參見這個頁面。